最近台北的鼠患問題頻傳，不少民眾在各種奇怪的地方目擊大鼠小鼠落玉盤，讓人直起雞皮疙瘩。但你知道嗎？「鼠患」這件事在幾百年前的歐洲，不僅是衛生問題，更演變成一場至今未解的集體失蹤懸案。 今天帶大家重新回顧一下，那則聽起來很夢幻、實則令人膽寒的德國童話：〈哈梅恩的吹笛手〉（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 — 🐭 大家都聽過的「童話」版本 雖然故事版本眾多，但大抵如下： 故事發生在 1284 年的德國小鎮哈梅恩（Hamelin）。當時鎮上鼠輩橫行，居民一籌莫展。此時出現了一位穿著彩衣的神祕笛手，宣稱能解決鼠患，條件是優渥的酬勞。他吹起笛子，全鎮的老鼠像是著了魔般跟著他走，最後全數溺死在河中。 然而，當危機解除後，鎮民卻反悔拒付酬勞。憤怒的笛手在 6 月 26 日再次現身，這次他吹出的旋律吸引了鎮上所有的孩子。130 名孩童跟著他走進山裡，從此人間蒸發，再也沒有回來。 — 📜 歷史的真相：老鼠其實是後來才加進去的？ 這個故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於：它是真實事件改編的。 在哈梅恩當地的「魔笛手之家」牆上，至今仍刻著這段紀錄：西元 1284 年 6 月 26 日，130 名孩子失蹤了。最古老的證據來自哈梅恩教堂 1300 年的彩繪玻璃窗，上面繪有笛手與孩子，但驚人的是——早期的紀錄中完全沒有提到「老鼠」！ 關於那 130 名孩子到底去了哪裡，歷史學家有幾種推論： 自然災害說： 孩子們可能遭遇山崩或溺水，而溺死的老鼠其實是死神的隱喻。 移民說： 魔笛手其實是「獵頭族（招募者）」。當時經濟蕭條，年輕人被招募移民到東歐開墾，由於一去不返，在父母心中就像被勾走了魂。 兒童十字軍： 孩子們可能被煽動參與了 13 世紀瘋狂的「兒童十字軍東征」，最終多半被賣為奴隸或死於途中。 社會黑暗面： 最殘酷的理論認為，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戀童癖綁架案件，因為真相太過沈重，官方才編造了魔幻的笛聲來掩蓋恥辱。 — 📖 話題選書：內佛．舒特《花衣吹笛手》 如果你對這個傳說感到沈重，那麼我強烈建議你閱讀內佛．舒特的經典小說《花衣吹笛手》。 這部作品將傳說進行了暖心的翻轉。故事背景設定在二戰時期，一名 70 歲的英國老紳士在納粹侵略法國時，原本只是想安靜釣魚，卻意外負擔起保護孩子的責任。他帶著這群孩子跨越戰區，避開砲火與偵查，在那種極致黑暗的年代，他成了真正的「魔笛手」——不是帶走孩子，而是把孩子帶往平安的家。 傳說中的笛聲代表誘惑與背叛，而內佛．舒特筆下的行動則代表了勇氣與人性光輝。 書封來源：博客來

最近台北鬧起一場嚴重的「安鼠之亂」，從萬華暗巷到信義區餐飲街，城市裡的鼠輩多到驚人。傳統投放毒餌雖然簡單，但寵物或野生動物誤食中毒的風險太高，即便是中毒死亡的老鼠屍體，也會造成十分嚴重的生態環境威脅，實在不是什麼高明的招數。其實，根據研究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後的深刻體悟，要解決這件事，最一勞永逸且符合社會演進邏輯的方法是： 意識形態分化。 計畫第一步，得先捕捉兩隻有領袖氣質的老鼠。 不需要任何肉體的折磨，而是進行思想訓練。第一隻訓練成堅定的基層激進派，讓牠深信「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原始教義，主張所有廚餘都該收歸公有、絕對平均分配，實現真正的鼠鼠平等；第二隻則灌輸權力鬥爭與政治厚黑學，學習如何利用階級金字塔與分贓制度來壟斷街頭資源。當這兩隻帶著不同意識形態的老鼠被送回下水道，牠們會迅速建立起截然不同的黨派。一邊宣揚「老鼠共和國」的平等理想，另一邊則暗中培養親信，準備在奪權後霸佔熱炒店的冰箱。原本只想溫飽的鼠群，很快就會因為對「誰才是真正為了老鼠好」的分歧，爆發一場史詩級的政黨協商與口水戰。接下來，這場下水道的衝突大約會持續幾天。當兩個黨派為了爭奪熱炒店後巷廚餘桶的支配權利而爭吵，甚至開始互相清算對方是「人類的走狗」時，老鼠社會將會因為嚴重的內耗與派系鬥爭而徹底崩潰。 最終鼠患解決了，而且最讓人欣慰的是，牠們並非死於化學藥劑，而是為了自己堅信的「真理」光榮犧牲。不過，執行這項社會工程有個絕對禁忌。請大家記住，千萬不要在圖書館吃東西。一旦掉落的餅乾屑引來老鼠，牠們會在那裡開始接觸書本、學會閱讀。 牠們會體悟到「知識就是力量」，一旦牠們掌握這種意識形態操弄，學會像人類一樣穿上西裝、用兩條腿走路並舉起酒杯時，牠們就不會再滿足於廚餘桶，而是會蠶食人類制度，完成統治世界的宏圖。請記得走進圖書館前放下手中的雞排珍奶。 因為食物殘渣會引來老鼠，老鼠會在圖書館學習知識，考上大學、考上研究所、寫論文，接著取代人類。 書封來源：博客來

最近去看了金馬展獲多項大獎的《大濛》。 走出電影院時，我仍舊感到胸口鬱悶，久久難以忘懷，著實是今年度難得如此觸動我的好片。雖然片中確實有些場景稍顯棚內感，但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更多的，是我對劇情與時空背景的感觸。 尤其是姐姐講述小水滴不同版本的結局時，我的淚水幾乎潰堤。在情緒的最高點猝不及防，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看完，著實狼狽。 — 《大濛》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回到民國四十年代，那個政治緊縮、家家戶戶彼此提防的年代。大濛，音近台語「罩雺」，霧。片名像是一層被刻意拉起的薄紗，遮住視線，也遮住那個時代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 故事從十五歲的嘉義少女阿月出發，聽聞哥哥被槍決，決定去尋找離家的姊姊阿霞，一起去認屍。旅途上，他們遇見車伕趙公道，而故事也在他們的相遇間慢慢展開。 雲霧意象不斷回返：遮蔽、迷航，也像是台灣在那十年間共同背負的白色濃霧。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被某種重量壓著——但那重量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催促。催促我們回頭去看那些被霧擋住的故事，去理解那些無法被說出口的恐懼、那些在沉默之中被扭曲的命運。也因此，我想在這個時刻打開《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 白色恐怖的書寫，常常讓人誤以為只屬於歷史或政治。 但《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找回的是另一種可能——用文學，將記憶拉回到「人」上。 主編胡淑雯與童偉格並不局限「白色恐怖」的狹義定義，而是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編成四卷、跨越七十年的小說光譜。這些作品在戒嚴體制逐步建立、變形、鬆動的漫長過程中，像一個接一個亮起的燭火，照出不同世代的創作如何回應那段暗潮洶湧的年代。 吳乃德曾說，轉型正義走到第二階段後，歷史的詮釋往往落入政治角力；而文學與藝術，或許能開啟第三階段——讓歷史回到人的身上，而不是執著於立場上。 從郭松棻〈月印〉裡初始的戰後震盪，到舞鶴、苦苓、平路等人對國家機器如何滲入日常的描摹；從朱天心、黃凡等人的回望，到賴香吟〈暮色將至〉中細緻而壓抑的餘震。每一篇都不是單純還原，而是一次次逼近記憶現場——在史料缺口裡，用虛構補出真實。 也許這正是白色恐怖書寫最珍貴的地方： 歷史不只被紀錄，也被感受。 — 「有兩個小水滴，叫做阿水和阿迷；阿水先變成雲，叫阿迷快點跟上。 阿水後來變成彩霞，成了一道美麗風景； 阿迷好不容易飄上天，卻沒能變成雲，只變成一片什麼也看不清的大濛。 兩滴水分開了，一個下在太平洋、一個散成看不見邊界的霧。」 ——《大濛》 我想，霧散了，仍會看見陽光。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在台海局勢一陣一陣的拉緊之中，我時常想到一個令人難受的假設—— 如果砲火不只是在新聞畫面中轟炸，而是實實在在地綻放於我們家園的上空，該如何向孩子說明？要怎麼讓他們不至於被恐懼吞沒？又怎麼在混亂之中，替一家人維持最後的生活秩序？ 奧爾加．格里班尼克在《烏克蘭的眼淚》中，給了我們一個殘酷卻也真實無比的答案： 有時候，你只能把一場戰爭，假裝成一個遊戲。 當導彈落在家門旁，她立刻在孩子的手臂上寫下名字、生日、聯絡方式。她說：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玩一個遊戲。」 「是什麼遊戲？」孩子問。 「一個叫做『戰爭』的遊戲。」 在爆炸聲把窗戶震得發抖的時候，她努力讓早餐變得像平常一樣、讓床鋪在地下室也必須整齊、讓孩子在黑暗裡仍能維持日常的活動。 —奧爾加的圖畫是灰色、簡筆、急促的，是逃離途中僅剩的鉛筆與筆記本所能完成的樣貌。像是顏色被戰火抽離後，只剩下刻在紙上的殘影。 她寫孩子在地下室吃一塊蛋糕時，如何用最慢的速度品嘗； 寫行動不便的人被安置在電腦椅上，由人潮推著向前； 寫過去熟悉的街道窗戶，一夜之間全被牛皮紙膠帶貼滿「X」； 寫每一個陌生的規則，是如何迅速取代舊的生活。 這本書的殘酷，在於沒有渲染。一字一句都是提醒你： 這不是小說，不是歷史，不是悲情，而是此時此刻正有人這樣活著。 而在恐懼之外，書裡也反覆出現一種讓人心痛的「學習」。 孩子學會「地下室才是安全的」； 學會用最慢的速度吃巧克力； 學會辨識哪種聲音是飛彈、哪種聲音可以暫時放鬆。 當一個國家正在崩毀，孩子卻在努力讓自己變得「乖」、變得「好照顧」—— 那是戰爭最深的殘忍：孩子必須在一夜之間成長，才不至於成為拖累。 — 在序中，我看到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烏克蘭：一個小小的、美麗的，洋溢著愛與歡笑的家庭。創作者夫妻與兩個年幼可愛的孩子，同住的母親、一隻愛犬與貓。剛出版了一本關於狐狸家族的溫馨繪本，他們在故事中上音樂課、騎腳踏車兜風，還會一起吃肉桂捲當早餐。 原本所有人都期待著奧爾加．格里班尼克的下一本美麗的童話，但卻迎來了本書——《烏克蘭的眼淚》。 — 《烏克蘭的眼淚》是【不只是戰爭】系列的第二篇。 從崩塌的日常走到這裡，我們開始看到人是如何在殘骸裡盡力維持秩序、如何在恐懼裡盡力保護下一代、如何在每一次爆炸之後，勉強撿回「還能像人一樣生活」的碎片。 戰爭奪走的不只是房屋、財物或某段時間，而是所有未來計畫的能力。 而我們只能用盡全力將它拼湊回來。 書封來源：博客來

這一兩週，台海情勢像一條被拉到極限的神經，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讓人瞬間緊繃。新聞裡的「2027」彷彿成了某種倒數的暗號，像是隨時會有砲火劃破天際，把我們拼湊多年的安穩推向未知。我身邊不少人坦承最近睡不好，看新聞看到胸口發悶，甚至開始不敢規劃太久遠的明天。這不是脆弱，而是人在面對不確定時最本能的反應。也正因如此，我想從這本書開始——用閱讀讓我們重新看清恐懼的形狀，也重新理解「準備」這件事究竟意味著什麼。茱莉亞．索爾斯卡的《我在戰火中醒來》沒有氣勢磅礴的敘述，也不是從軍事地圖展開，而是一個普通女生在清晨睜開眼睛後，發現世界已經換了語言的日記。沒有鏡頭、沒有預告、沒有歷史性的宣告，只有她聽到第一聲爆炸、意識到生活被強行撕裂的那一刻。 — 書裡最頻繁出現的詞，是「來不及」。來不及理解，來不及收拾，來不及告別。逃亡在她筆下並不是戲劇性的奔跑，而是一種近乎原始的混亂：你不知道該帶什麼、該相信誰，甚至連手伸進背包都顫抖得不受控制。那種手足無措並不是性格問題，而是當日常被瞬間抽空，人勢必經歷的短暫失重。街道安靜得不像話，手機裡塞滿求救訊息，所有人都在重新計算方向、物資、時間差。日曆再也不是時間單位，取而代之的是「入侵第幾天」。戰爭真正開始的時間，往往不是砲聲響起，而是你意識到：下一分鐘，你真的無法預測。但在茱莉亞的文字裡，仍有一條細細的、卻無法被完全震碎的力量。她寫恐懼，也寫想活下去；寫逃亡，也寫心裡仍有個想回家的地方。她沒有把自己寫成英雄，而是坦白面對那份失措——這些我都沒有準備好，但我依然沒有放棄自己。 — 中文版序裡，她寫給台灣讀者的話很難不讓人心口一緊。她知道，在俄羅斯砲火落下的那一天，台灣也有很多人突然想到：「這種事，不一定離我們很遠。」這不是恐嚇，而是一種橫跨八千公里的共感——兩個同樣面對龐大壓力的鄰居、同樣在自由與威脅之間努力站穩的國家。她說：「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為戰爭做好百分之百的準備。」這句話不是宿命，而是一種務實的提醒：準備不是為了消除恐懼，而是讓我們在恐懼到來時不至於完全失序。也因此，我開始問自己一些以前不想問、也覺得太沉重的事： 如果真的遇到狀況，我知道家人去哪裡集合嗎？我們能靠什麼維持第一個三天？我知道何時該撤離、何時該留守？我能在混亂裡保護自己與家人嗎？這些問題不是要讓恐懼變得更大，而是讓判斷不再被恐懼奪走。 — 《我在戰火中醒來》是整個【不只是戰爭】系列的開始。它讓我們看到戰爭最原始的形狀：不只是國家之間的衝突，更是日常在瞬間被迫崩塌。而我們之所以要閱讀這些故事，不是為了給自己新的焦慮，而是為了在世界越來越不穩的時代裡，重新掌握那些還能掌握的事——理解情緒、想清下一步、讓心在混亂裡不至於一觸即碎。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譯後記：譯所當譯，愛所當愛——《一九八四》譯後重思 原以為，交稿後的《一九八四》就像乘載某段陰暗歲月的日記本，已經闔上書封，束之高閣，再也與我無關了。 豈知前陣子到牙醫診所洗牙，躺在診療椅上任人宰割的我，無助地盯著面前那盞慘白的映照燈，竟冷不防地回憶起敦愛部牢房裡的駭人情景。當我緊閉雙眼、放棄抵抗，忍受冰冷的器械在齒間鑽進鑽出還摳出了滿口鮮血，腦海中竟浮現歐布萊恩的模樣，想到他將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溫斯頓叫下床，然後兩指往他的口中一捏，硬生生將他搖搖欲墜的牙齒連根拔除……如果換作是我，我能承受得住嗎？ 原來《一九八四》已經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彷彿某種無以名狀的創傷沈潛在意識的邊界，在這種脆弱惶恐的時候猛然跳出來踹我一腳。我不禁想到歐布萊恩與溫斯頓在審問室裡那段令人戰慄的對話，也想起初次讀到時直透內心的震撼，那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恐怖真實得令人喘不過氣。歐布萊恩口中黨的「理想未來」——那個踐踏人也被人踩在腳下的世界，那個親子反目、人無互信、男女無愛的世界，那個除了對黨的忠誠以外別無所忠、除了對老大哥的愛慕以外別無所愛、除了在戰勝的敵人面前歡喜誇勝之外別無歡笑的世界——是如此殘酷卻又如此真實，《一九八四》出版至今已過七十餘載，歐威爾筆下那地獄般的景象非但沒有隨著歷史的進程漸漸淡去，反而朝你我步步進逼。一打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傳幕，黨那幾句言簡意「駭」的口號便在眼前活生生上演，讓人坐立難安，不寒而慄，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住在那個「二加二等於五」的癲狂世界：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身為讀者，我沉醉於原作的拳拳到肉、刀刀見血，也很享受歐威爾看似平凡無奇的字詞轟然炸出火箭彈般的威力；身為譯者，我則渴望讓中文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與我相同的震撼，將招呼在我身上的一拳拳、一刀刀如數轉嫁至讀者身上，即便橫渡了語言與文化的重洋，上勾拳變成了八卦掌，西洋劍換成了大砍刀，也期望能以一樣的力道打在每位讀者的心坎，以相同的狠勁砍中每位看官的要害。 話雖如此，譯者的身分仍使我受所謂「忠於原文」的責任感或說職業操守管束，更何況出版社可是將《一九八四》託付給我啊！最初著手翻譯時可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深怕一不留神就干犯了這部傳世經典——每個埋首趕稿的深夜，我的背脊彷彿都能感受到歐威爾他老大哥懾人心魄的眼眸。若說翻譯是戴著腳鐐跳舞，我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便是在「忠於原文」的束縛之下盡可能跳得賣力、跳得張狂，深怕受限枷鎖而放不開手腳，沒能跳出歐威爾的驚世舞步。從字句的層面來看，我重視歸化甚於異化，期能以本世代中文讀者所處的語言與文化環境為本位，重現原作讀者初讀這部作品的感受。 本著此一追求，我在翻譯時會特別注意字詞背後蘊含的語氣與力道，必要時不畏增添在原文中未必找得到直接對應的字詞，以傳達蘊藏在原文字意之外的情緒，例如將proles譯為「無產仔」，除了傳達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字義，也譯出溫斯頓在故事前半對此階級的不屑之情；抑或在歐布萊恩要摧毀溫斯頓的一切希望，在審問室中用話語battered Winston into helplessness時，不只譯出helplessness的無助，還額外添補了「墜入深淵」的意向，譯為「……重擊溫斯頓，使他墜入了無助的深淵」，藉以表達出原文用字隱含的情緒，傳遞溫斯頓完全處於被動、比無助更無助的感受。到了故事的尾聲，已經說服自己一心愛黨的溫斯頓如此形容他眼中的老大哥：「君臨天下、支配世界的巨人！穩若泰山的磐石，密密麻麻的亞洲鬼子前仆後繼地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也撼動不了他分毫！（The colossus that bestrode the world! The rock against which the hordes of Asia dashed themselves in vain!）」這句原文讀來氣勢磅礡，我認為單單按照字面意思翻譯的力道稍嫌不足，因此選擇以符合中文習慣的方式，傳達出此時溫斯頓對老大哥的無比景仰以及對黨的敵人的憎恨蔑視。 翻譯角色人物的對話時，文字背後的情緒與感受更顯重要。歐布萊恩以酷刑強逼溫斯頓去質疑自己的雙眼所見、逼他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時，已經被折磨得瀕臨崩潰的溫斯頓嚎啕大哭，無助地表示人怎麼可能決定自己的眼睛看見什麼。在這種情緒下，“Two and two are four”這句數學公式般單純的一句話，就成了「（我怎麼能決定眼睛看見什麼東西？）二加二就是等於四啊」這句絕望的吶喊。 此外，譯文的可讀性也是我翻譯本書的一大追求，從不同角色說話的特色，到黨舉辦的各種活動名稱，到歌曲、文章、日記、對話等不同文體的呈現，我都努力追求譯文的流暢易讀，並且儘量貼近中文最自然的使用習慣，期能讓讀者身歷其境，彷彿書中描繪的事物就在真實世界上演。 歐布萊恩說，未來的模樣就是一隻軍靴不停踐踏一個人的臉。我很清楚自己的翻譯一定還有無數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我已經竭盡所能地對著各位讀者的臉用力踐踏了。誠願歐威爾刻畫的恐怖景象不要化為現實，反而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一記當頭棒喝，在仇恨蒙蔽理智、利益泯滅良心、立場模糊真相的今日，提醒我們務要尋回起初的愛。當世界以各種手段威逼利誘，要我們遺忘愛的本能；就算我們被擊倒在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踐踏，願我們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挺身站起，勇敢地相信真理，相信我們能愛並且也放膽去愛，相信愛是永不止息。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編輯室報告：離我們越來越近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一書自出版至今，在臺灣至少有十種以上的譯介版本。這本喬治．歐威爾於一九四八年開始構思創作，於一九四九年正式出版的經典反烏托邦小說，如今已經成為某種教科書等級的獨裁社會範本，並且創造出許多世界通行的標語如「二加二等於五」、「老大哥看著你」，以及「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延續二○二○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逗點出版於二○二四年出版《一九八四》電子書版本，並於一年後推出實體文庫本。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政府用娛樂、享福等方式讓人民停止思考；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則用監控、酷刑令人們只能以黨允許的方式思考——這兩種宰制群眾的方式，距離台灣人近在咫尺，僅僅相隔一道臺灣海峽。 在當下時空中翻譯《一九八四》也並非易事。新譯本的目的並非與過往的臺灣譯本一較高下，而是要賦予作品在當下時空環境裡閱讀的意義。為此，編輯室與譯者進行了許多努力。例如，在委外校對的過程中，校對者發現譯文中存在些許「中國用語」，像是把「maintained law and order」譯成「維穩」，或是將「block」譯為「小區」，於是建議我們將其修改成符合臺灣語境的詞彙；然而，對照現實的種種局勢，我們認為在《一九八四》裡使用中國用語，具有一種「裡應外合」般的諷刺感，恰恰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反烏托邦意圖與性質，因此決定保留這樣的譯法。 此外，有些譯詞展現了創新的思考，但也有因故輾轉回到原樣的內容。「double think」在過往的譯本中多翻成「雙想」（雙重思想），在此則譯為「重思」，譯者向編輯室說明，在簡稱上選擇「重」而非「雙」，是希望表達「重疊」的意思；不只是兩種思想並存，而是矛盾的思想疊合在一起，或許更能傳達「double think」的含義。然而像是「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翻譯，譯者原本翻成「真相部」，看起來的確更貼合原意，但經過校對者的考證，過往譯為「真理部」，其實典出真實存在於蘇聯時期的《真理報》（Пра́вда / Pravda / Truth）；由此看來，譯為「真理部」反而更符合故事想要傳達的現實指涉。 作為一介凡人，我在編輯此書的後半時痛苦不已，甚至開始想像如果是自己被抓進「一○一號室」，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又有沒有可能挺得過去？現實中，那些被關在新疆、圖博集中營的人們是否也過著同樣的生活？如果有那麼不幸的一天，臺灣人是否也有可能面對同樣的遭遇？ 雖說時間上，「一九八四」離我們越來越遠，但在空間上，《一九八四》或許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一九八四》導讀：脈絡中的《一九八四》 台灣社會對經典之作《一九八四》並不陌生。這本政治寓言小說歷久彌新，不因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過去而過時，其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情節，在當代仍然經常引起共鳴。 逗點文創結社與台大翻譯所合作推出新譯本，不只詞彙、句法用心融入當代台灣的語境，讀來極為流暢，對歐威爾精心打造的思想體系及語彙概念的翻譯，也相當到位，能更深入思考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前後呼應。新讀者能夠順暢地感受經典，也適合推薦給非初次接觸本作的老朋友，細品本書之於當代的意涵。 簡單回顧《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介歷程，可說與每個階段的政治情勢、社會氛圍有相當直接的連動1。據學者研究，在原文出版（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未滿一年時，一九五〇年的台灣就有了「搶先看」原作第一部節譯本（王鶴儀譯，華國出版）；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紐先鍾譯本，原為供中廣廣播之用，再經曾虛白推薦，才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曾虛白是當時黨國重要的宣傳官僚，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也兼任中廣副總經理、中央社社長2。他更親自為該譯本作序，明確定位《一九八四》為「反共文學」先鋒。一九六七年，萬象文庫以萬仞為筆名，再次出版紐先鍾譯本；一九七四年，黎明出版的彭邦楨譯本，其實與紐先鍾譯本大多雷同，幾乎等於再版。這個階段的譯本，皆強調本書的反共性質，譯介出版甚至帶有官方宣傳色彩。然而，察其譯文與原書比對，多有改寫或刪節、省略之處。何以致之？ 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雖自稱「自由中國」，但一部標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被戒嚴、動員勘亂的戰時體制架空，以反共抗俄的戰爭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與《一九八四》書中所述極為相似；而書中思想警察與言論審查（乃至於自我審查）的情節，也與現實中的白色恐怖氛圍、情治機關手段若合符節。本書雖被當作反共宣傳利器而受黨國所推崇，但對極權政體的露骨描寫，仍不免有諸多必須調整的隱諱之處。反極權的思想，一但逸脫反共的框架，便不再為當局所容，修改後的譯本也模糊了原作的本來面目。 相對的，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由桂冠出版的邱素慧譯本，雖然掛名譯者的確切身分成謎，但譯本除了大致能夠忠實地照譯原文外，還特別在時隔二十餘年後，轉載了已被黨國迫害、不幸病逝的殷海光教授，一九五一年刊載於《自由中國》的評介。這個試探步，可說是當時政治情勢變遷的先聲，才讓本書在台灣初步走出反共文學框架。 嗣後，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各種譯本不斷推出。例如一九八四年，由皇冠出版的香港譯者劉紹銘版本，是台灣首次包括書末附錄的新語語法均有譯出的全譯本。另外，印刻在邱素慧譯本的基礎上，由張靖之補完的新譯本，則是特意選在原書出版六十年後的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出版，號稱是一甲子以來，台灣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譯本。 隨著冷戰結束、鐵幕瓦解，《一九八四》已走出反共文學窠臼，社會對書中情節共感的對象，也從政治理念上的反極權，轉移到書中所描繪無孔不入的監控科技。 歐威爾的預言，雖然未在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成真，但是隨著影像監控日益普及、網際網路從有線走入無線、人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時代來臨，在在讓人對歐威爾筆下無所不在的監視，與伴隨而來的思想控制，產生愈來愈強的既視感。近來，許多對本書的導讀或引述，都將前述各種科技應用的新發展，以及書中的電傳幕、各種監控技術做類比，藉以示警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將如何威脅當代個人的隱私與自由。 這是將《一九八四》從反極權的政治寓言讀回了科幻預言，在這樣的類比下，此刻的我們，正生活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龐大的觀測之下，似乎應該感到更加不安。「老大哥看著你」的重點，從「老大哥」轉移到了「看著你」。彷彿是這些科技本身，而非政治思想才是極權的來源，任何對這些科技的推動與應用，都應該懷疑、警覺甚至反對並阻止，尤其是當公權力試圖應用或介入這些科技時，像是台灣社會對數位身分證的疑慮，科技偵查法草案、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爭議等，可說都是這份警覺的具體例證。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一九八四》最重要的核心主題，終究是對極權體制的反思。書中對監控科技與文化產製的描寫，雖然現在看起來像辛普森家庭式的預言，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呈現在故事中，如何做到全盤控制思想的文學想像。歐威爾自己可能也不曾想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還沒滿八十歲（一九八四年時他三十九歲），當代的監控科技早已追上、甚至超越當年的虛構，而且仍在持續進步。但書中的極權政體之所繫，其實並非立基於科技發展，而是來自對純粹權力的狂熱與集體信仰。 小說開頭，溫斯頓寫下疑問：「我明白他們如何做到，卻不懂他們為何要做？」在故事尾聲，由歐布萊恩以絕不偽善的方式回答：「黨會尋求權力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人是以放棄權力為目的來爭奪權力的。權力不是途徑，而是目的。世上沒有為了守護革命運動的成果所以建立獨裁政權這種事，只有為了建立獨裁政權才發起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為此，必須堅持老大哥無所不能、黨永遠是對的，當與事實脫節時，就運用權力規訓記憶，修改所有人的心靈（重思！），甚至包括從此二加二等於五。科技在這套體制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環，極權政體也未必追求科技的持續發展。統治者小心翼翼確保的，是科技只能用在維護自己權力的面向上，甚至小說中也提到，過剩的生產力，必須在永續戰爭中消耗掉，以免威脅到老大哥。 是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醒的，並不能粗糙地化約為反科技，也不僅僅只是監控科技帶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科技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社群平台可以是一呼百應串連對抗當權者的利器，也可能在牆國成為當權者強而有力的監控工具。「老大哥」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獨裁者，也可能是跨國資本；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是像英社黨那樣的集體極權。面對科技運作的議題，應該要細察科技運用的監理與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否仍在民主與法治原則的制衡之下，針對制度安排有更細緻的討論與行動，不讓單一的「老大哥」專斷掌控。我們或許需要科技，但永遠不需要「老大哥」。 作者簡介： 黃世杰，桃園客家人。曾任職於中研院法律所、桃園市政府，第十屆立法委員，現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注： 1.參考蔡昀汝。〈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〇七。李明哲。〈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一〇。以及Shan, Te-hsing.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97-125. 2.林果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2014) :117-157。

在記憶的縫隙之間，歷史有時比小說更像夢。而一青妙，選擇以小說的形式，回望那段屬於家族、也是屬於島嶼的歷史。 她的首部小說《青色之花》，以三個女兒的視角出發，一張山頂合影成為回溯的起點。透過個人記憶的碎片，拼湊出跨越台日、穿梭時代的家族故事。從二二八與四六事件的幽暗，到太陽花運動的群像，小說用想像力補足歷史的缺口，也讓沉默的記憶重新發聲。 「這本書不只是我的家族故事，而是臺灣每一個人的故事。」一青妙如此說。她讓小說成為對歷史的溫柔質問，也讓讀者在閱讀中回望自身的根與影。 所謂的「青色之花」，或許正是這樣一種象徵——夢想、憂傷與理解的交會。三人三色，各自詮釋那朵花的意義，也投射出世代之間的情感迴響。或許，當我們翻開書頁時，也能在故事裡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朵花。 — 【穿越臺日記憶的夢想與沉默】一青妙《青色之花》新書分享會 時間｜2025年11月16日（日）14:00－16:00 地點｜台北市迪化街一段184號・簡單喜悅（台灣台北市迪化街一段184號） 報名方式｜ACCUPASS 活動通 報名後入場 圖片來源：聯經出版

「世界何以如此殘暴又使人痛苦？同時，世界又何以能如此美麗？」 ——韓江 這句話出現在她的諾貝爾獎致辭中，也貫穿她所有的作品。韓江的文字總像一條光，從極暗的地方發出，冷靜、細緻、毫不退讓。 《光與線》是她榮獲 202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後的首部散文集，收錄完整致辭〈光與線〉、得獎感言〈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茶杯捐贈致辭〈小茶杯〉，以及三篇未公開詩文與她親自拍攝的照片。 這本書，不只是回望她的創作歷程，更像一場對生命與人性的再告白。 — 韓江曾寫下：「我九歲離開光州，十二歲偷看那本相片集。」那本偷偷流通的《光州相片集》，成了她一生無法逃避的起點。書裡的照片有被槍殺、被棍棒毆打的屍體，也有捐血、互助的群眾。她在童年就看見人性最深的兩極——暴力與慈悲。多年後，《少年來了》誕生於那個疑問：「是人對人做出了這樣的行為嗎？」 當她在獲獎演說中再度提起光州，韓國正因政治危機而短暫戒嚴。現實與歷史再次重疊。那一刻，她的書寫彷彿成為證言——文學的光線，照向的永遠不是過去，而是當下仍在發生的黑暗。 — 《光與線》不只是一本文學紀錄，它讓人看見創作背後的「存在之問」： 人能做到完全清白嗎？ 生者能拯救死者嗎？ 去能否幫助現在？ 這些問題讓她的小說不只是敘事，而是與人類本質對話。 韓江說：「若不正視那不可能解開的謎題，我就無法前進。」於是，她用書寫當成手術刀，縫合歷史留下的開放性傷口。 讀這本書的感覺像在聽一場極靜的音樂會。光透過葉片、落在泥土、灑在她新家的庭院——她的文字從政治創傷的蒼白，轉向日常生命的呼吸。《庭院日記》記錄植物生長的節奏，她寫：「每天、每一刻、每個季節，光以它變化的韻律改變了我。」這樣的韓江不再只是為亡者書寫，而是試著為生者找回一種溫柔的秩序。 諾貝爾文學獎評語說她「以強烈而詩意的散文直視歷史創傷，展現人性與生命的脆弱」。但讀《光與線》，會發現她其實在做更困難的事——她不只是凝視黑暗，而是試著讓黑暗之中仍有光。就像她在演說最後說的那樣：「我願將語言這條絲線，流入他人的肺腑。」那是一種極度謙遜的信念：文字不為紀念死者，而是為了讓活著的人繼續呼吸。 — 《光與線》像是韓江文學世界的中樞神經——它既回望，也抵抗；既記錄毀滅，也細數僅存的餘光。 在這個仍舊動盪、充滿冷漠的年代，她用最微弱卻最堅定的語氣提醒我們：暴力與尊嚴、毀滅與愛，永遠並存。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光線最微弱的地方，仍願意抬起頭。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The Nobel Prize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喬治．歐威爾創作背景導讀：書寫暴政的人 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他的祖父是英印軍的軍官，父親是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公務員，母親則來自在緬甸經營茶葉種植的法國家族。這樣的「全球化」家庭背景，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縮影。 歐威爾未滿一歲便隨母親和姊姊返回英國牛津 ，八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從此與家庭關係逐漸疏離，尤其與父親更少有接觸。在歐威爾眼中，父親僅是個頑固老人。有學者認為，這種與父親的疏離，成為他日後質疑權威的源頭。但比起這種心理分析解釋，他在寄宿學校的慘痛經歷或許影響更為深遠。 歐威爾形容自己的學校生活是「充滿暴力、欺瞞和祕密的世界」。以獎助生身分入學的歐威爾，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僅遭受嚴厲的體罰，還被逼著考進名校，甚至一度因恐懼而尿床。相比之下，那些富家子弟無論表現如何，都不會受到懲戒。這段寄宿學校的經驗，讓年少的歐威爾深刻體會權威的壓迫與不公。 後來歐威爾順利考入名校伊頓公學，但在十九歲畢業時，他毅然放棄升讀大學的菁英之路，選擇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一九二○年代在殖民地的執法經驗，讓他親眼目睹殖民者對待當地人民的殘暴和苛刻。服務五年後，他辭去這份穩定的公職，投身寫作。一九三四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詳盡描繪殖民地的不公不義，並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懷抱扶弱濟貧的左翼理想。 歐威爾的轉變 正如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當十九世紀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逐漸衰落，左右意識型態的激烈對立貫穿了整個時代。一九一七年，列寧（Lenin）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並在內戰中建立了蘇聯，象徵共產主義的勝利。隨後，一九三○年代右翼納粹德國崛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無不反映出左右陣營衝突的深遠影響，其餘波甚至影響至今。 歐威爾雖是作家，卻從來不是那種只待在書房埋首寫作的創作者。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西班牙左翼政府面對佛朗哥率領的右翼叛軍挑戰，許多懷抱左派理想的青年紛紛前往西班牙參戰，支持共和政府。新婚僅一個月的歐威爾，也立刻動身前往西班牙，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並親赴前線作戰。他甚至在戰場上遭到狙擊，險些喪命。 然而，真正打擊歐威爾的不是肉體的傷勢，而是在戰爭期間親眼目睹共和軍的內鬥，不同派系之間彼此攻訐，手段惡劣，對內清洗的力度甚至超過了與法西斯軍隊的對抗。身心重創的歐威爾和妻子僥倖逃回英國，這短短七個月徹底改變了他，促使他完成了紀實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在書中，歐威爾敏銳地察覺史達林（Joseph Stalin）掌權的共黨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和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正如學者所指出，經過西班牙內戰的洗禮，歐威爾成為極權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進而完成了《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曠世巨作。 對極權的批判 在二戰尾聲，作為民主熱切的擁抱者，歐威爾眼見二戰戰火導致極權被視為不得不然的合理選擇，讓他深感不安，意識到極權體制很可能席捲戰後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就是他替世人敲響的警鐘。在兩部小說之間，他撰寫了短文〈我為何寫作〉，其中語氣激昂地指出，他筆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對極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民主的呼籲。他認為，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寫作者無法迴避政治議題，在不損藝術性和知識深度的前提下，應以寫作揭穿謊言，讓世人留意真相。 《動物農莊》的寓言，可視為上述宣言的具體實踐。在寫作上，歐威爾繼承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文學將動物擬人化的書寫傳統，藉由描繪一群農場動物推翻人類主人，結果反而被豬奴役的故事，不僅諷刺史達林的獨裁，並揭示革命的狂熱終究是如何走向獨裁。當農莊革命時立下的戒律，最終被篡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便成為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犀利嘲諷，也對任何形式的革命狂熱與偶像崇拜提出深刻反省，更是向世間獨裁者的虛妄與邪惡發出警告。 他強調，不論動機看似多麼高尚與良善，都不應以罪惡的手段進行：「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當未審即監禁法西斯分子變成常態，這個手段或許不會止於對付法西斯分子。」唯有回歸並堅持自由的本質才是解方，尊重並傾聽每一個不同的意見，讓每個小我獲得應有的發聲權利，才能建立健康的共同體。絕非盲目、忠誠地服從某個領袖，賦予其無限權力，自願為奴。 如果《動物農莊》是以蘇聯為藍本的諷刺寓言，《一九八四》便是歐威爾對戰後極權主義擴散的全面批判。 在這部反烏托邦小說裡，歐威爾構築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利用這樣的舞台，他將極權統治的手法一一剖析。「老大哥」領導的黨控制了整個社會，藉由思想警察對個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並利用「真理部」不斷改寫與定義事實，寫下官方版本的真相或歷史，作為思想的宣傳和洗腦，讓人們將「老大哥」當作信仰般地盲從與崇拜。 書中充滿對於極權統治的洞見，反映出歐威爾對政治現實的敏銳。他意識到極權統治，絕非只限於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不是行將走入歷史，一時一地的特殊個案，而是在冷戰框架下，蠢蠢欲動的洶湧暗潮。在他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獨裁者，都將不斷地複製、運用極權的手段，取得權力，控制人民。這些邪惡亦將逐漸擴散，腐化扭曲民主的陣營。因為極權的核心本質就是全面控制，讓己身的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無法容忍世間有允許人們自由發聲和思考的價值體系存在。 《一九八四》最令人震撼的敘說，或許是那「二加二等於五」的隱喻，老大哥不僅塑造真實，並且逼著人們相信，這是極權內在必然的邏輯，他們必須否定世界上一切常識的認知，「要你否認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只求自身權力的延續與膨脹。更可怕的是，當權力無孔不入地介入人的生活，一切都呈現混淆與模糊的狀態，不知不覺，我們失去了反駁獨裁者教條的勇氣與能力。「自由就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書中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盡了極權統治的恐怖，以及人身為人必須死守的基本底線。 這或許也是以小說家之姿對抗極權的歐威爾，一生的自我期許，和《動物農莊》初版序言裡那句：「假如自由代表著什麼，那就是有著說出人們他們不願聽到的話的權利。」遙相呼應。 如同那首今日已然變調，甚至無法再被傳唱的歌曲：「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唯有每個人都獲得尊重和保障，社會才能有美好的前景。無知從來不會帶來力量，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和平從來不是對獨裁者的屈服，而是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 一九五○年，歐威爾因肺病去世。冷戰與後冷戰的世界，極權的獨裁者依舊於世間橫行，吞噬著無數的靈魂，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民主。歐威爾留下的警世之聲，彷彿成為一個悲痛的預言，等待後人去傾聽、理解與實踐，那屬於自由的真諦。 參考書目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黎湛平譯，《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二二。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出版社，二○二二。 •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洪慧芳譯，《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台北：麥田出版社，二○一九。 • 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黃煜文譯，《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台北：衛城出版社，二○二一。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譯後記：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 朋友聽到我在翻譯《動物農莊》時多半會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這本書不是有很多譯本了嗎？不是經典嗎，為什麼要重譯？有必要讀嗎？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喬治．歐威爾和他最有名的兩本書已經變成某種神話，你不用讀過好像也能侃侃而談（例如「老大哥在看著你」）。 現在我可以回答了。因為這本書比許多當代文學還要當代、還要切題、還要重要。它的內容完全能套用到當前世界局勢（你在讀的時候應該也會帶入幾個政治人物）。 這讓我感到恐懼。為什麼一本八十年前出的書沒有過時？為什麼我們不斷重蹈覆轍，摧毀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一切？ 翻譯這本書並不容易。歐威爾的文字平實，卻充滿挑戰：農業相關用語、句式節奏，以及書中有的三首詩歌。《動物農莊》中提到各種農作物如乾草、苜蓿、甜菜渣；農業用具如打穀機、磙軋機和割捆機，皆需詳細查證。翻譯過程中，長句以逗號呈現，以保留原文節奏。文中兩首篇幅較長的詩歌〈英格蘭之獸〉和〈拿破崙同志〉也費了不少心思找到適當的韻腳。整個過程如同動物建造風車，反覆嘗試、崩塌、重建。原本預估幾個月完成，卻不斷延宕，對此深感抱歉。 本版本特別收錄兩篇作者序：分別是初版未收錄的〈出版的自由〉和烏克蘭語譯本序。歐威爾在烏克蘭譯本序寫道：「許多讀者讀完書後，或許會以為這個故事以豬和人類的完全和解作結。這不是我的意圖，相反地，我希望它結束在一個巨大的不和諧噪音之中。」因此，《動物農莊》是一個愈讀愈悲傷的故事。悲傷的是，不管初衷多麼美好，理想都會逐漸長歪、妥協。《動物農莊》可以作為一個大時代的政治寓言，也可以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警語：我有美好的意圖，但走著走著，整個人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壞掉了。 那麼，不和諧噪音之後呢？壞掉之後呢？翻譯過程中我時常陷入一種極大的絕望。歷史在眼前不斷重演，我們是否被困在一個無法解脫的迴圈中？要落下多少顆原子彈人類才能和平共存？但或許歷史本就不是線性的，而是三步進兩步退的迂迴前行。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因為我們必須持續奮鬥，即使眼前是一片荒原。 我們必須重讀經典，記住過去的好與壞，因為「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這是歐威爾後來在《一九八四》提到的。 最後，謝謝夏民一直以來的照顧，我無以回報。謝謝編輯建安的討論與建議，以及所有促成本書出版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