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他的臉出現在大銀幕上時，全世界為之一震。陽光照亮他膝窩的弧度，他奔跑在海灘上，眼神如神祇，也如獵物。如今，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壽七十。瑞典演員 Björn Andrésen 曾被冠以「世界第一美少年」的稱號。而他在《魂斷威尼斯》中扮演的塔吉奧，並不只是一個角色，更是一場跨越世代的集體幻象——一場足以摧毀真實自我的凝視。 — 我第一次讀《魂斷威尼斯》，是在一個黏膩的夏日下午。外頭陽光毒辣，書頁卻靜得像一灘死水。故事幾乎沒有情節：一位德國中年作家，在瘟疫蔓延的威尼斯，遇見一名美得無可挑剔的金髮少年，從此失控。他什麼也沒做，只是看，只是愈來愈深地看。 那本書，就像一封從未寄出的情書，也像一場緩慢而致命的夢魘。你永遠搞不清楚，那是愛，還是毀滅的開端？ 這週，當 Björn Andrésen 的訃聞傳來，我又重新翻開那本小說。才發現，那位在電影裡幾乎無言、潔白得像神話雕像的少年，現實人生比小說更殘忍。他十五歲時被導演維斯康提「選中」，在萬中選一的美貌之中，成為最接近「絕對之美」的存在。那場所謂的試鏡，其實是一場剝奪。他被要求脫下衣服、轉身、微笑，鏡頭面前的他，不再是孩子，而是商品。《魂斷威尼斯》成為影史經典，他的臉成為美的代名詞。而他自己，卻從未真正被看見。 — 托瑪斯・曼筆下的阿申巴赫，是一位壓抑、克制的作家。他在威尼斯遇見塔吉奧，如同破堤的水，崩潰無聲。他染髮、抹粉，只為靠近那位少年，哪怕只是視線所及。他追逐的不是肉體，而是「美的極限」——是那種不可能實現、只能遠觀的光芒。正如他最後倒下那一幕：少年站在海邊，手指太陽，他看著他，然後死去。電影結束，凝視沒有。 多年後我看了紀錄片《世界第一美少年》，才知道 Björn 怎麼活過那場青春的審判。他曾說：「我每天都在祈禱這張臉趕快老、趕快醜，讓我可以不被認出，終於能夠過自己的生活。」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我們總以為「被看見」是一種幸福，卻忘了，那些被看見的人，是否有選擇的權利？美麗，如果不被允許擁有聲音，那它就不是祝福，而是詛咒。 — 《魂斷威尼斯》是一部關於凝視的小說，也是關於崇拜、壓抑與自我迷失的小說。這個故事橫跨百年，從托瑪斯・曼的文字，到維斯康提的鏡頭，再到 Björn 的一生——他不是角色，他是代價。而我們作為讀者、觀眾，也該在這段歷史裡停下來問問自己：我們凝視的，是誰？我們迷戀的，是什麼？那些我們稱之為「美」的東西，是否也曾傷害過某個活生生的人？ 書封來源：博客來

我想起19年對著手機裡那一則則暴動新聞流淚的夜晚。 遠方抗爭的硝煙瀰漫不到馬來半島，但同溫層築起的牆，讓我看見與自己同樣年紀的人，在平行時間裡為自己的權益挺身，對抗煙霧彈、暴警、卑劣與極權。我至今仍難忘記我對著元朗白衣人與黑衣人的血案痛哭流涕，然後將「我們都無能為力」這句話傳給同樣還在線上的友人。 而在這更早之前的雨傘運動及太陽花學運甚至六四天安門事件，老實說，當時的我年紀尚輕，完全沒能理解所謂「學運」、「社會運動」、「抗議」的意義；唯有在2019年，竟突然意識到，那是爭取權益的途徑，包括自己。 包括家國。 ▋ 社運之後的大家，都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如果一個人，在他十幾二十歲的時光，完全浸泡在社會運動裡，他會跟一般人有什麼不同？」 社運之後，大家都變成了怎麼樣的人？ 有人成為社運明星，有人從政，有人移居，有人被捕，有人逃亡，更多的人選擇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歸「正常」生活，成為社畜。從社會學課上帶著理想的熱血和理念走出校園，用或多或少的橫衝直撞，在一場又一場的社運中發聲抗議。抗議之後，夢醒了，現實的一地雞毛不得把人拖回到日常。 ——但即使回歸生活，大家是否真的就割離社運了呢？ 許恩恩將社運之後人們的故事寫入《變成的人》：悅悅、承楷、津鳳……這些名字就如同所有社運人士身邊所認識的朋友一樣，即使他們走入日常，卻因骨子裡帶著社運的基因，讓他們始終無法成為與普通人一樣的人：無法隨波逐流，無法自甘流俗，無法在職場或日常成為一般人。 至今回想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像做了一場夢，五年過去，那些畫面仍然歷歷在目，只是大家已經回歸日常，那場硝煙隨著時間覆蓋，幾乎已成無聲。惟有香港友人告訴我，他仍會夢見他在運動中死去的朋友。 當社會運動轉化成日常，他們變成的人，仍然殘留著他們的社運基因。 誰也回不去，但誰也無法前進。 * 《變成的人》用不同時序完成，那些時序依著記憶緩慢前行，從校園到親身走到街頭抗爭，呈現出社運參與者的記憶。而他們在社會運動前後改變了什麼？又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台灣人的台灣又變成什麼樣呢？ 參考資料 1. 許恩恩《變成的人》 2. 林運鴻／社運刺蝟與《變成的人》：過去有「我」，如今才有「我們」 3. 被社運揉捏：許恩恩《變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