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北鬧起一場嚴重的「安鼠之亂」，從萬華暗巷到信義區餐飲街，城市裡的鼠輩多到驚人。傳統投放毒餌雖然簡單，但寵物或野生動物誤食中毒的風險太高，即便是中毒死亡的老鼠屍體，也會造成十分嚴重的生態環境威脅，實在不是什麼高明的招數。其實，根據研究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後的深刻體悟，要解決這件事，最一勞永逸且符合社會演進邏輯的方法是： 意識形態分化。 計畫第一步，得先捕捉兩隻有領袖氣質的老鼠。 不需要任何肉體的折磨，而是進行思想訓練。第一隻訓練成堅定的基層激進派，讓牠深信「四條腿好，兩條腿壞」的原始教義，主張所有廚餘都該收歸公有、絕對平均分配，實現真正的鼠鼠平等；第二隻則灌輸權力鬥爭與政治厚黑學，學習如何利用階級金字塔與分贓制度來壟斷街頭資源。當這兩隻帶著不同意識形態的老鼠被送回下水道，牠們會迅速建立起截然不同的黨派。一邊宣揚「老鼠共和國」的平等理想，另一邊則暗中培養親信，準備在奪權後霸佔熱炒店的冰箱。原本只想溫飽的鼠群，很快就會因為對「誰才是真正為了老鼠好」的分歧，爆發一場史詩級的政黨協商與口水戰。接下來，這場下水道的衝突大約會持續幾天。當兩個黨派為了爭奪熱炒店後巷廚餘桶的支配權利而爭吵，甚至開始互相清算對方是「人類的走狗」時，老鼠社會將會因為嚴重的內耗與派系鬥爭而徹底崩潰。 最終鼠患解決了，而且最讓人欣慰的是，牠們並非死於化學藥劑，而是為了自己堅信的「真理」光榮犧牲。不過，執行這項社會工程有個絕對禁忌。請大家記住，千萬不要在圖書館吃東西。一旦掉落的餅乾屑引來老鼠，牠們會在那裡開始接觸書本、學會閱讀。 牠們會體悟到「知識就是力量」，一旦牠們掌握這種意識形態操弄，學會像人類一樣穿上西裝、用兩條腿走路並舉起酒杯時，牠們就不會再滿足於廚餘桶，而是會蠶食人類制度，完成統治世界的宏圖。請記得走進圖書館前放下手中的雞排珍奶。 因為食物殘渣會引來老鼠，老鼠會在圖書館學習知識，考上大學、考上研究所、寫論文，接著取代人類。 書封來源：博客來

推薦序：乘著浪，聽鯨魚說故事 耳朵貼近貝殼時，我們將聽到……自己的心跳？大海的呼喚？還是某人的悄悄話？智利作家路易斯．賽普維達（Luis Sepulveda）讓我們聽見鯨魚說故事。 著有《教海鷗飛行的貓》、《忠犬人生》等書的賽普維達，曾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綠色和平計畫工作，他一秉對生態環保議題的熱忱，在這部小說《白鯨莫查迪克》中，持續注入對動保關懷，為生態出聲。 你知道美國作家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鯨記》（Moby Dick）吧！書中白鯨形象，靈感實際上來自一條名為莫查．迪克（Mocha Dick）的抹香鯨，牠於1810年在智利南部莫查（Mocha）海域第一次與捕鯨船對決起，自此展開長達四十八年的「鯨」「船」交戰，成為當時捕鯨人最畏懼的噩夢。直至1859年被一艘瑞典籍捕鯨船捕獲時，身上還插著十九支標槍呢！ 莫查．迪克為什麼處處與捕鯨人作對？牠生來邪惡，還是時勢所趨呢？ 有別於《白鯨記》從海上對峙切入，賽普維達以月白色抹香鯨為主角，像「前傳」那般從莫查．迪克幼時訴說起，隨這頭雄性抹香鯨成長，直至化身成太平洋捕鯨人噩夢止，帶領讀者一同見證深淵之鯨崛起的肇因。 作為海洋中最大型的哺乳動物，鯨魚對人類究竟會構成怎樣的威脅？答案是——「沒有！」可是，人類卻因為貪婪、無厭的需求，而對鯨豚恣意濫捕，就像加重用藥劑量般，讓牠們產生抗藥性，終至衍生成為海上可怕、致命的敵人，將捕鯨人全拉進大海「偌大的裹屍布」裡。 除讀到深淵霸主崛起的緣由外，梅爾維爾還採用了第一人稱。 在進行閱讀討論時，OPV是一項非常有趣思考方法。OPV-other people's view-其他人的觀點。也就是說：看待這則海上帝王的真實歷史，運用OPV思考法：你會以誰的角度描述呢？ 描繪這起十九世紀初的抹香鯨事件，梅爾維爾透過「人類」觀點，藉由皮庫德號唯一生還船員的口述，帶領讀者認識捕鯨行業，同時見證人心因「仇恨」而陷入執迷、盲目與昏愚的煉獄。 而賽普維達（Luis Sepulveda）則選擇了莫查．迪克的視角，採用第一人稱形式，將這頭著名的雄性抹香鯨事蹟寫就成書。觀點一旦轉換，解讀事情的視野便產生不同景象與深度。 在《白鯨記》中，「魔比敵」（Moby Dick）總是以局部出場，如：背脊、朝空噴射的熱氣以及隱於洋面下駭人陰森的軀體……讓讀者用「窺看」方式製造神祕恐懼感。 可是賽普維達筆下的莫查．迪克沉靜、好奇、友善，例如：人們看見牠時驚呼「白鯨」，牠會欣喜地以尾鰭擺動熱情回應；一頭背中魚叉的雌性領航鯨痛苦呼喊時，牠透過眼神交流陪伴母鯨走至生命盡頭…… 也因為以鯨魚當主要敘事者，作者透過莫查．迪克道出各種鯨魚的特徵與習性，如：藍鯨、領航鯨以「鯨歌」表達，抹香鯨則是以「滴答」聲招呼；幼鯨死亡時，母鯨會啣在口中，直至肉身碎裂，沉進深海……。 更因為「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賽普維達的描寫節奏遂顯得舒緩延展，讓讀者宛若置身於汪洋大海中，隨著文句一波一波的浪浮浮沉沉。 來，請將耳朵靠向一顆鮑魚海貝，讓它悠悠訴說這段往事。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譯後記：譯所當譯，愛所當愛——《一九八四》譯後重思 原以為，交稿後的《一九八四》就像乘載某段陰暗歲月的日記本，已經闔上書封，束之高閣，再也與我無關了。 豈知前陣子到牙醫診所洗牙，躺在診療椅上任人宰割的我，無助地盯著面前那盞慘白的映照燈，竟冷不防地回憶起敦愛部牢房裡的駭人情景。當我緊閉雙眼、放棄抵抗，忍受冰冷的器械在齒間鑽進鑽出還摳出了滿口鮮血，腦海中竟浮現歐布萊恩的模樣，想到他將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溫斯頓叫下床，然後兩指往他的口中一捏，硬生生將他搖搖欲墜的牙齒連根拔除……如果換作是我，我能承受得住嗎？ 原來《一九八四》已經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彷彿某種無以名狀的創傷沈潛在意識的邊界，在這種脆弱惶恐的時候猛然跳出來踹我一腳。我不禁想到歐布萊恩與溫斯頓在審問室裡那段令人戰慄的對話，也想起初次讀到時直透內心的震撼，那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恐怖真實得令人喘不過氣。歐布萊恩口中黨的「理想未來」——那個踐踏人也被人踩在腳下的世界，那個親子反目、人無互信、男女無愛的世界，那個除了對黨的忠誠以外別無所忠、除了對老大哥的愛慕以外別無所愛、除了在戰勝的敵人面前歡喜誇勝之外別無歡笑的世界——是如此殘酷卻又如此真實，《一九八四》出版至今已過七十餘載，歐威爾筆下那地獄般的景象非但沒有隨著歷史的進程漸漸淡去，反而朝你我步步進逼。一打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傳幕，黨那幾句言簡意「駭」的口號便在眼前活生生上演，讓人坐立難安，不寒而慄，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住在那個「二加二等於五」的癲狂世界：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身為讀者，我沉醉於原作的拳拳到肉、刀刀見血，也很享受歐威爾看似平凡無奇的字詞轟然炸出火箭彈般的威力；身為譯者，我則渴望讓中文讀者真切地感受到與我相同的震撼，將招呼在我身上的一拳拳、一刀刀如數轉嫁至讀者身上，即便橫渡了語言與文化的重洋，上勾拳變成了八卦掌，西洋劍換成了大砍刀，也期望能以一樣的力道打在每位讀者的心坎，以相同的狠勁砍中每位看官的要害。 話雖如此，譯者的身分仍使我受所謂「忠於原文」的責任感或說職業操守管束，更何況出版社可是將《一九八四》託付給我啊！最初著手翻譯時可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深怕一不留神就干犯了這部傳世經典——每個埋首趕稿的深夜，我的背脊彷彿都能感受到歐威爾他老大哥懾人心魄的眼眸。若說翻譯是戴著腳鐐跳舞，我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便是在「忠於原文」的束縛之下盡可能跳得賣力、跳得張狂，深怕受限枷鎖而放不開手腳，沒能跳出歐威爾的驚世舞步。從字句的層面來看，我重視歸化甚於異化，期能以本世代中文讀者所處的語言與文化環境為本位，重現原作讀者初讀這部作品的感受。 本著此一追求，我在翻譯時會特別注意字詞背後蘊含的語氣與力道，必要時不畏增添在原文中未必找得到直接對應的字詞，以傳達蘊藏在原文字意之外的情緒，例如將proles譯為「無產仔」，除了傳達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字義，也譯出溫斯頓在故事前半對此階級的不屑之情；抑或在歐布萊恩要摧毀溫斯頓的一切希望，在審問室中用話語battered Winston into helplessness時，不只譯出helplessness的無助，還額外添補了「墜入深淵」的意向，譯為「……重擊溫斯頓，使他墜入了無助的深淵」，藉以表達出原文用字隱含的情緒，傳遞溫斯頓完全處於被動、比無助更無助的感受。到了故事的尾聲，已經說服自己一心愛黨的溫斯頓如此形容他眼中的老大哥：「君臨天下、支配世界的巨人！穩若泰山的磐石，密密麻麻的亞洲鬼子前仆後繼地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也撼動不了他分毫！（The colossus that bestrode the world! The rock against which the hordes of Asia dashed themselves in vain!）」這句原文讀來氣勢磅礡，我認為單單按照字面意思翻譯的力道稍嫌不足，因此選擇以符合中文習慣的方式，傳達出此時溫斯頓對老大哥的無比景仰以及對黨的敵人的憎恨蔑視。 翻譯角色人物的對話時，文字背後的情緒與感受更顯重要。歐布萊恩以酷刑強逼溫斯頓去質疑自己的雙眼所見、逼他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時，已經被折磨得瀕臨崩潰的溫斯頓嚎啕大哭，無助地表示人怎麼可能決定自己的眼睛看見什麼。在這種情緒下，“Two and two are four”這句數學公式般單純的一句話，就成了「（我怎麼能決定眼睛看見什麼東西？）二加二就是等於四啊」這句絕望的吶喊。 此外，譯文的可讀性也是我翻譯本書的一大追求，從不同角色說話的特色，到黨舉辦的各種活動名稱，到歌曲、文章、日記、對話等不同文體的呈現，我都努力追求譯文的流暢易讀，並且儘量貼近中文最自然的使用習慣，期能讓讀者身歷其境，彷彿書中描繪的事物就在真實世界上演。 歐布萊恩說，未來的模樣就是一隻軍靴不停踐踏一個人的臉。我很清楚自己的翻譯一定還有無數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我已經竭盡所能地對著各位讀者的臉用力踐踏了。誠願歐威爾刻畫的恐怖景象不要化為現實，反而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一記當頭棒喝，在仇恨蒙蔽理智、利益泯滅良心、立場模糊真相的今日，提醒我們務要尋回起初的愛。當世界以各種手段威逼利誘，要我們遺忘愛的本能；就算我們被擊倒在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踐踏，願我們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挺身站起，勇敢地相信真理，相信我們能愛並且也放膽去愛，相信愛是永不止息。

圖文來自：《一九八四》編輯室報告：離我們越來越近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一書自出版至今，在臺灣至少有十種以上的譯介版本。這本喬治．歐威爾於一九四八年開始構思創作，於一九四九年正式出版的經典反烏托邦小說，如今已經成為某種教科書等級的獨裁社會範本，並且創造出許多世界通行的標語如「二加二等於五」、「老大哥看著你」，以及「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延續二○二○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逗點出版於二○二四年出版《一九八四》電子書版本，並於一年後推出實體文庫本。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政府用娛樂、享福等方式讓人民停止思考；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則用監控、酷刑令人們只能以黨允許的方式思考——這兩種宰制群眾的方式，距離台灣人近在咫尺，僅僅相隔一道臺灣海峽。 在當下時空中翻譯《一九八四》也並非易事。新譯本的目的並非與過往的臺灣譯本一較高下，而是要賦予作品在當下時空環境裡閱讀的意義。為此，編輯室與譯者進行了許多努力。例如，在委外校對的過程中，校對者發現譯文中存在些許「中國用語」，像是把「maintained law and order」譯成「維穩」，或是將「block」譯為「小區」，於是建議我們將其修改成符合臺灣語境的詞彙；然而，對照現實的種種局勢，我們認為在《一九八四》裡使用中國用語，具有一種「裡應外合」般的諷刺感，恰恰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反烏托邦意圖與性質，因此決定保留這樣的譯法。 此外，有些譯詞展現了創新的思考，但也有因故輾轉回到原樣的內容。「double think」在過往的譯本中多翻成「雙想」（雙重思想），在此則譯為「重思」，譯者向編輯室說明，在簡稱上選擇「重」而非「雙」，是希望表達「重疊」的意思；不只是兩種思想並存，而是矛盾的思想疊合在一起，或許更能傳達「double think」的含義。然而像是「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翻譯，譯者原本翻成「真相部」，看起來的確更貼合原意，但經過校對者的考證，過往譯為「真理部」，其實典出真實存在於蘇聯時期的《真理報》（Пра́вда / Pravda / Truth）；由此看來，譯為「真理部」反而更符合故事想要傳達的現實指涉。 作為一介凡人，我在編輯此書的後半時痛苦不已，甚至開始想像如果是自己被抓進「一○一號室」，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又有沒有可能挺得過去？現實中，那些被關在新疆、圖博集中營的人們是否也過著同樣的生活？如果有那麼不幸的一天，臺灣人是否也有可能面對同樣的遭遇？ 雖說時間上，「一九八四」離我們越來越遠，但在空間上，《一九八四》或許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一九八四》導讀：脈絡中的《一九八四》 台灣社會對經典之作《一九八四》並不陌生。這本政治寓言小說歷久彌新，不因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過去而過時，其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情節，在當代仍然經常引起共鳴。 逗點文創結社與台大翻譯所合作推出新譯本，不只詞彙、句法用心融入當代台灣的語境，讀來極為流暢，對歐威爾精心打造的思想體系及語彙概念的翻譯，也相當到位，能更深入思考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前後呼應。新讀者能夠順暢地感受經典，也適合推薦給非初次接觸本作的老朋友，細品本書之於當代的意涵。 簡單回顧《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介歷程，可說與每個階段的政治情勢、社會氛圍有相當直接的連動1。據學者研究，在原文出版（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未滿一年時，一九五〇年的台灣就有了「搶先看」原作第一部節譯本（王鶴儀譯，華國出版）；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紐先鍾譯本，原為供中廣廣播之用，再經曾虛白推薦，才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曾虛白是當時黨國重要的宣傳官僚，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也兼任中廣副總經理、中央社社長2。他更親自為該譯本作序，明確定位《一九八四》為「反共文學」先鋒。一九六七年，萬象文庫以萬仞為筆名，再次出版紐先鍾譯本；一九七四年，黎明出版的彭邦楨譯本，其實與紐先鍾譯本大多雷同，幾乎等於再版。這個階段的譯本，皆強調本書的反共性質，譯介出版甚至帶有官方宣傳色彩。然而，察其譯文與原書比對，多有改寫或刪節、省略之處。何以致之？ 當時主政的國民黨雖自稱「自由中國」，但一部標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中華民國憲法》，事實上被戒嚴、動員勘亂的戰時體制架空，以反共抗俄的戰爭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與《一九八四》書中所述極為相似；而書中思想警察與言論審查（乃至於自我審查）的情節，也與現實中的白色恐怖氛圍、情治機關手段若合符節。本書雖被當作反共宣傳利器而受黨國所推崇，但對極權政體的露骨描寫，仍不免有諸多必須調整的隱諱之處。反極權的思想，一但逸脫反共的框架，便不再為當局所容，修改後的譯本也模糊了原作的本來面目。 相對的，同樣在一九七四年由桂冠出版的邱素慧譯本，雖然掛名譯者的確切身分成謎，但譯本除了大致能夠忠實地照譯原文外，還特別在時隔二十餘年後，轉載了已被黨國迫害、不幸病逝的殷海光教授，一九五一年刊載於《自由中國》的評介。這個試探步，可說是當時政治情勢變遷的先聲，才讓本書在台灣初步走出反共文學框架。 嗣後，隨著台灣逐步民主化，各種譯本不斷推出。例如一九八四年，由皇冠出版的香港譯者劉紹銘版本，是台灣首次包括書末附錄的新語語法均有譯出的全譯本。另外，印刻在邱素慧譯本的基礎上，由張靖之補完的新譯本，則是特意選在原書出版六十年後的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出版，號稱是一甲子以來，台灣第一個正式獲得授權出版的譯本。 隨著冷戰結束、鐵幕瓦解，《一九八四》已走出反共文學窠臼，社會對書中情節共感的對象，也從政治理念上的反極權，轉移到書中所描繪無孔不入的監控科技。 歐威爾的預言，雖然未在現實中的一九八四年成真，但是隨著影像監控日益普及、網際網路從有線走入無線、人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加上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時代來臨，在在讓人對歐威爾筆下無所不在的監視，與伴隨而來的思想控制，產生愈來愈強的既視感。近來，許多對本書的導讀或引述，都將前述各種科技應用的新發展，以及書中的電傳幕、各種監控技術做類比，藉以示警這些日新月異的科技，將如何威脅當代個人的隱私與自由。 這是將《一九八四》從反極權的政治寓言讀回了科幻預言，在這樣的類比下，此刻的我們，正生活在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更龐大的觀測之下，似乎應該感到更加不安。「老大哥看著你」的重點，從「老大哥」轉移到了「看著你」。彷彿是這些科技本身，而非政治思想才是極權的來源，任何對這些科技的推動與應用，都應該懷疑、警覺甚至反對並阻止，尤其是當公權力試圖應用或介入這些科技時，像是台灣社會對數位身分證的疑慮，科技偵查法草案、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爭議等，可說都是這份警覺的具體例證。 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一九八四》最重要的核心主題，終究是對極權體制的反思。書中對監控科技與文化產製的描寫，雖然現在看起來像辛普森家庭式的預言，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呈現在故事中，如何做到全盤控制思想的文學想像。歐威爾自己可能也不曾想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還沒滿八十歲（一九八四年時他三十九歲），當代的監控科技早已追上、甚至超越當年的虛構，而且仍在持續進步。但書中的極權政體之所繫，其實並非立基於科技發展，而是來自對純粹權力的狂熱與集體信仰。 小說開頭，溫斯頓寫下疑問：「我明白他們如何做到，卻不懂他們為何要做？」在故事尾聲，由歐布萊恩以絕不偽善的方式回答：「黨會尋求權力完完全全是為了自己……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人是以放棄權力為目的來爭奪權力的。權力不是途徑，而是目的。世上沒有為了守護革命運動的成果所以建立獨裁政權這種事，只有為了建立獨裁政權才發起革命。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為此，必須堅持老大哥無所不能、黨永遠是對的，當與事實脫節時，就運用權力規訓記憶，修改所有人的心靈（重思！），甚至包括從此二加二等於五。科技在這套體制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環，極權政體也未必追求科技的持續發展。統治者小心翼翼確保的，是科技只能用在維護自己權力的面向上，甚至小說中也提到，過剩的生產力，必須在永續戰爭中消耗掉，以免威脅到老大哥。 是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醒的，並不能粗糙地化約為反科技，也不僅僅只是監控科技帶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科技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社群平台可以是一呼百應串連對抗當權者的利器，也可能在牆國成為當權者強而有力的監控工具。「老大哥」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獨裁者，也可能是跨國資本；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是像英社黨那樣的集體極權。面對科技運作的議題，應該要細察科技運用的監理與背後的權力關係，是否仍在民主與法治原則的制衡之下，針對制度安排有更細緻的討論與行動，不讓單一的「老大哥」專斷掌控。我們或許需要科技，但永遠不需要「老大哥」。 作者簡介： 黃世杰，桃園客家人。曾任職於中研院法律所、桃園市政府，第十屆立法委員，現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注： 1.參考蔡昀汝。〈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〇七。李明哲。〈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二〇一〇。以及Shan, Te-hsing.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97-125. 2.林果顯 。〈來臺後曾虛白的宣傳工作與理念(1949~1994)〉。《國史館館刊》39 (2014) :117-157。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喬治．歐威爾創作背景導讀：書寫暴政的人 本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的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年出生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他的祖父是英印軍的軍官，父親是印度總督府的基層公務員，母親則來自在緬甸經營茶葉種植的法國家族。這樣的「全球化」家庭背景，反映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縮影。 歐威爾未滿一歲便隨母親和姊姊返回英國牛津 ，八歲時被送往寄宿學校，從此與家庭關係逐漸疏離，尤其與父親更少有接觸。在歐威爾眼中，父親僅是個頑固老人。有學者認為，這種與父親的疏離，成為他日後質疑權威的源頭。但比起這種心理分析解釋，他在寄宿學校的慘痛經歷或許影響更為深遠。 歐威爾形容自己的學校生活是「充滿暴力、欺瞞和祕密的世界」。以獎助生身分入學的歐威爾，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不僅遭受嚴厲的體罰，還被逼著考進名校，甚至一度因恐懼而尿床。相比之下，那些富家子弟無論表現如何，都不會受到懲戒。這段寄宿學校的經驗，讓年少的歐威爾深刻體會權威的壓迫與不公。 後來歐威爾順利考入名校伊頓公學，但在十九歲畢業時，他毅然放棄升讀大學的菁英之路，選擇前往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一九二○年代在殖民地的執法經驗，讓他親眼目睹殖民者對待當地人民的殘暴和苛刻。服務五年後，他辭去這份穩定的公職，投身寫作。一九三四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詳盡描繪殖民地的不公不義，並和同時代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懷抱扶弱濟貧的左翼理想。 歐威爾的轉變 正如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言，二十世紀是「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當十九世紀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逐漸衰落，左右意識型態的激烈對立貫穿了整個時代。一九一七年，列寧（Lenin）領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並在內戰中建立了蘇聯，象徵共產主義的勝利。隨後，一九三○年代右翼納粹德國崛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面，無不反映出左右陣營衝突的深遠影響，其餘波甚至影響至今。 歐威爾雖是作家，卻從來不是那種只待在書房埋首寫作的創作者。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西班牙左翼政府面對佛朗哥率領的右翼叛軍挑戰，許多懷抱左派理想的青年紛紛前往西班牙參戰，支持共和政府。新婚僅一個月的歐威爾，也立刻動身前往西班牙，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並親赴前線作戰。他甚至在戰場上遭到狙擊，險些喪命。 然而，真正打擊歐威爾的不是肉體的傷勢，而是在戰爭期間親眼目睹共和軍的內鬥，不同派系之間彼此攻訐，手段惡劣，對內清洗的力度甚至超過了與法西斯軍隊的對抗。身心重創的歐威爾和妻子僥倖逃回英國，這短短七個月徹底改變了他，促使他完成了紀實作品《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在書中，歐威爾敏銳地察覺史達林（Joseph Stalin）掌權的共黨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而是和法西斯政權如出一轍的極權體制。正如學者所指出，經過西班牙內戰的洗禮，歐威爾成為極權主義最嚴厲的批判者，進而完成了《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曠世巨作。 對極權的批判 在二戰尾聲，作為民主熱切的擁抱者，歐威爾眼見二戰戰火導致極權被視為不得不然的合理選擇，讓他深感不安，意識到極權體制很可能席捲戰後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就是他替世人敲響的警鐘。在兩部小說之間，他撰寫了短文〈我為何寫作〉，其中語氣激昂地指出，他筆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對極權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民主的呼籲。他認為，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寫作者無法迴避政治議題，在不損藝術性和知識深度的前提下，應以寫作揭穿謊言，讓世人留意真相。 《動物農莊》的寓言，可視為上述宣言的具體實踐。在寫作上，歐威爾繼承十九世紀以來英國文學將動物擬人化的書寫傳統，藉由描繪一群農場動物推翻人類主人，結果反而被豬奴役的故事，不僅諷刺史達林的獨裁，並揭示革命的狂熱終究是如何走向獨裁。當農莊革命時立下的戒律，最終被篡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便成為對史達林獨裁統治的犀利嘲諷，也對任何形式的革命狂熱與偶像崇拜提出深刻反省，更是向世間獨裁者的虛妄與邪惡發出警告。 他強調，不論動機看似多麼高尚與良善，都不應以罪惡的手段進行：「假如你鼓勵極權手段，終有一天這些手段可能會反過來對付你。當未審即監禁法西斯分子變成常態，這個手段或許不會止於對付法西斯分子。」唯有回歸並堅持自由的本質才是解方，尊重並傾聽每一個不同的意見，讓每個小我獲得應有的發聲權利，才能建立健康的共同體。絕非盲目、忠誠地服從某個領袖，賦予其無限權力，自願為奴。 如果《動物農莊》是以蘇聯為藍本的諷刺寓言，《一九八四》便是歐威爾對戰後極權主義擴散的全面批判。 在這部反烏托邦小說裡，歐威爾構築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國家，利用這樣的舞台，他將極權統治的手法一一剖析。「老大哥」領導的黨控制了整個社會，藉由思想警察對個人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並利用「真理部」不斷改寫與定義事實，寫下官方版本的真相或歷史，作為思想的宣傳和洗腦，讓人們將「老大哥」當作信仰般地盲從與崇拜。 書中充滿對於極權統治的洞見，反映出歐威爾對政治現實的敏銳。他意識到極權統治，絕非只限於納粹德國或史達林蘇聯，不是行將走入歷史，一時一地的特殊個案，而是在冷戰框架下，蠢蠢欲動的洶湧暗潮。在他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大小獨裁者，都將不斷地複製、運用極權的手段，取得權力，控制人民。這些邪惡亦將逐漸擴散，腐化扭曲民主的陣營。因為極權的核心本質就是全面控制，讓己身的權力可以無限擴張，無法容忍世間有允許人們自由發聲和思考的價值體系存在。 《一九八四》最令人震撼的敘說，或許是那「二加二等於五」的隱喻，老大哥不僅塑造真實，並且逼著人們相信，這是極權內在必然的邏輯，他們必須否定世界上一切常識的認知，「要你否認雙眼看見、雙耳聽聞的一切證據」，只求自身權力的延續與膨脹。更可怕的是，當權力無孔不入地介入人的生活，一切都呈現混淆與模糊的狀態，不知不覺，我們失去了反駁獨裁者教條的勇氣與能力。「自由就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書中這句話看似簡單，卻道盡了極權統治的恐怖，以及人身為人必須死守的基本底線。 這或許也是以小說家之姿對抗極權的歐威爾，一生的自我期許，和《動物農莊》初版序言裡那句：「假如自由代表著什麼，那就是有著說出人們他們不願聽到的話的權利。」遙相呼應。 如同那首今日已然變調，甚至無法再被傳唱的歌曲：「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唯有每個人都獲得尊重和保障，社會才能有美好的前景。無知從來不會帶來力量，自由不應建立在奴役之上，和平從來不是對獨裁者的屈服，而是對權力永無休止的監督與抗爭。 一九五○年，歐威爾因肺病去世。冷戰與後冷戰的世界，極權的獨裁者依舊於世間橫行，吞噬著無數的靈魂，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民主。歐威爾留下的警世之聲，彷彿成為一個悲痛的預言，等待後人去傾聽、理解與實踐，那屬於自由的真諦。 參考書目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黎湛平譯，《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台北：貓頭鷹出版社，二○二二。 •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張弘瑜譯，《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台北：五南出版社，二○二二。 •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著，洪慧芳譯，《邱吉爾與歐威爾》（Churchill and Orwell: The Fight for Freedom），台北：麥田出版社，二○一九。 • 艾瑪．拉金（Emma Larkin）著，黃煜文譯，《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台北：衛城出版社，二○二一。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譯後記：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 朋友聽到我在翻譯《動物農莊》時多半會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這本書不是有很多譯本了嗎？不是經典嗎，為什麼要重譯？有必要讀嗎？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喬治．歐威爾和他最有名的兩本書已經變成某種神話，你不用讀過好像也能侃侃而談（例如「老大哥在看著你」）。 現在我可以回答了。因為這本書比許多當代文學還要當代、還要切題、還要重要。它的內容完全能套用到當前世界局勢（你在讀的時候應該也會帶入幾個政治人物）。 這讓我感到恐懼。為什麼一本八十年前出的書沒有過時？為什麼我們不斷重蹈覆轍，摧毀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一切？ 翻譯這本書並不容易。歐威爾的文字平實，卻充滿挑戰：農業相關用語、句式節奏，以及書中有的三首詩歌。《動物農莊》中提到各種農作物如乾草、苜蓿、甜菜渣；農業用具如打穀機、磙軋機和割捆機，皆需詳細查證。翻譯過程中，長句以逗號呈現，以保留原文節奏。文中兩首篇幅較長的詩歌〈英格蘭之獸〉和〈拿破崙同志〉也費了不少心思找到適當的韻腳。整個過程如同動物建造風車，反覆嘗試、崩塌、重建。原本預估幾個月完成，卻不斷延宕，對此深感抱歉。 本版本特別收錄兩篇作者序：分別是初版未收錄的〈出版的自由〉和烏克蘭語譯本序。歐威爾在烏克蘭譯本序寫道：「許多讀者讀完書後，或許會以為這個故事以豬和人類的完全和解作結。這不是我的意圖，相反地，我希望它結束在一個巨大的不和諧噪音之中。」因此，《動物農莊》是一個愈讀愈悲傷的故事。悲傷的是，不管初衷多麼美好，理想都會逐漸長歪、妥協。《動物農莊》可以作為一個大時代的政治寓言，也可以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警語：我有美好的意圖，但走著走著，整個人變得面目全非，最後壞掉了。 那麼，不和諧噪音之後呢？壞掉之後呢？翻譯過程中我時常陷入一種極大的絕望。歷史在眼前不斷重演，我們是否被困在一個無法解脫的迴圈中？要落下多少顆原子彈人類才能和平共存？但或許歷史本就不是線性的，而是三步進兩步退的迂迴前行。我們沒有悲觀的本錢，因為我們必須持續奮鬥，即使眼前是一片荒原。 我們必須重讀經典，記住過去的好與壞，因為「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這是歐威爾後來在《一九八四》提到的。 最後，謝謝夏民一直以來的照顧，我無以回報。謝謝編輯建安的討論與建議，以及所有促成本書出版的夥伴。

圖文來自：逗點文創結社 /《動物農莊》導讀：沒有一本書能夠真正擺脫政治傾向 從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初版序文手稿〈出版的自由〉可以讀到，一九四五年《動物農莊》正式出版前，歐威爾曾向多家出版社投稿，卻因英國出版界顧慮蘇聯獨裁者而不敢發行。原來這類言論自我審查，曾發生在《動物農莊》出版歷程上。 經歷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歐威爾，於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之間寫作《動物農莊》，當時英國正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全國上下彌漫需與蘇聯軍事同盟的氛圍下，歐威爾創作了這部諷刺蘇聯當權者史達林的「成人童話」。 在一九四七年的《動物農莊》烏克蘭語譯本作者序中，歐威爾直言：「在民主國家中，極權主義的政治宣傳是如何輕易地操弄開明人士觀點。」表達他對於蘇聯極權主義政治宣傳，影響英國自由公民社會的擔憂。他說：「普羅大眾無法真正理解什麼是集中營、大規模驅逐、未經審判拘留、新聞審查等事情。他們所讀到關於蘇聯這種極權國家的一切，大多會自動轉譯成英國的情況，因而天真地接受了極權主義政治宣傳的謊話。」因為習慣生活在相對自由社會的人，難以想像極權主義到底是什麼。 《動物農莊》小說反映出歐威爾看到的政治現實。野心勃勃的公豬拿破崙，是政治領袖與獨裁者；動物及羊群，是跟隨起義的群眾與盲從政治宣傳的無知平民。 而這部作品困難的出版歷程，也折射出當時的政治情況。在自由開明的公民社會裡，卻流傳極權主義的政治宣傳。文化出版業者因擔憂冒犯作為盟友的獨裁者，而開始自我審查言論思想。 是以，《動物農莊》所描述的情境及小說出版歷程的困境，仍然在不同時間、不同國家，以不同科技形式重複上演，這是為什麼《動物農莊》小說到今天仍有讓人共鳴之處。獨裁者的壓迫、被獨裁統治者的恐懼，自我審查、如何存活、如何面對，人性之掙扎，在不同的時空，依然存在。 歐威爾在〈我為何寫作〉一文，提到寫作的四個動機：「一、純粹的自我主義。二、美學的熱情。三、歷史的衝動。四、政治的目的：使用最廣定義下的政治。希望將世界推往某個方向，改變其他人對他們應該追求的社會類型的觀念。沒有一本書能真正擺脫政治傾向。主張藝術跟政治無關的主張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動物農莊》便是歐威爾有意識的政治目的寫作。每個靠近獨裁政體的個人，都可從這篇小說裡找到某種映照。 作家，以寫作警示社會，以寫作面對恐懼，以寫作表達關懷；創作的初衷，來自於關心自己所在的社會，希望將世界推往某個方向。 每個人，有自己關心社會的方式；每個人，在各自能力範圍內，有各自可以做到的事。 創作者創作，研究者研究，出版者出版；還需要有讀者閱讀，並以自己的方式，開始行動。

如果有一天，你必須用「故事」去面對死亡，你會怎麼說？ 在《六個抬棺人》裡，駱以軍以父親的過世為起點，召喚出六個「抬棺人」──他們或許是朋友，或許是自己不同階段的分身：衰到極點的盧子玉、粗豪卻仗義的老興、純真的老男孩F、甚至纖細敏感的天蠍座P。這些人物看似誇張，卻又真實得令人心驚，因為我們或多或少，都在他們身上看過自己的影子。 小說像一場奇異的葬禮，也是一次瘋狂的說書現場。駱以軍把死亡、命運與存在拆解翻轉，再重新拋回讀者眼前。讀著讀著，你會發現：那些荒唐的故事，正好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投影；那些看似深沉的段落，卻總能在不經意間讓人失笑。它不只是小說，而更像一場關於「我們為什麼存在」的追問。雖然主題沉重，但文字裡有幽默、有溫度，讓人在笑與心酸之間，被深深觸動。 🎯推薦給 喜歡駱以軍、吳明益、卡夫卡、波赫士等作家的讀者 想透過小說重新理解父子、友情、愛與死亡的人 想要被文字震撼，同時也得到撫慰的人 這不是一本輕鬆的小說，但它會在你心裡留下久久揮之不去的震動。當最後一頁闔上，你或許會開始想：如果是我，我願意找誰來抬起我的棺木？ 書封來源:博客來

「牠們沒有打敗你，那條魚沒有。」 老人在一次航行裡，耗費時日才如願捕獲大魚，隨即卻被無數隻鯊魚啃食完大魚的血肉。老人帶著一副巨大的骨架回到岸上，雖沒有價值不斐的魚肉可以販售，但那卻是無法被消磨殆盡的夢想與成功。 🌊《老人與海》能帶給我們的是? 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老人雖然年老、被村人看不起，但他仍然勇敢出海，挑戰極大的馬林魚，就算最後只剩魚骨架，他依然證明自己沒有放棄。 尊嚴與孤獨的奮鬥:聖地牙哥一個人對抗大海、巨魚、鯊魚，看出人類在世界上的孤獨處境，但即使孤單，他仍要維持尊嚴，像戰士一樣戰鬥著。 失敗也是另一種勝利:從表面看，老人似乎輸了，因為他捕獲的魚被吃掉，但精神上他著實贏了，他憑藉自身的力量成功捕獲，也把這一份精神帶回到村莊裡，永恆不滅。 🌊面對困境時，即使最終失敗，仍以堅毅與尊嚴奮戰到底 跟著大海的步伐，我們一起面對許多難以控制的失落吧。

針對《變形記》中諸多現代主義象徵手法，我在閱讀時的首要疑問便是—— 格里高爾究竟是否真的變形成了蟲子？—首先，以非故事的現實因素參考，早期台灣出版社將原文 Die Verwandlung（意為「轉變」）翻譯為「蛻變」，帶有昆蟲成長與身體心靈變化的意味。或許在原譯者眼中，故事重點並非肉體的變形本身，而是格里高爾變形後，家人態度與家庭秩序的劇烈轉變。我第一次接觸《變形記》的版本，封面畫著一隻躺在床上的巨大甲蟲，因此初讀時便將主角想像為真實的甲蟲軀體。但卡夫卡在文字上極為節制，在故事前段刻意讓格里高爾只能從外界反應中推測自己的狀態。 沒有鏡子、沒有直述，只有身體感的不協調與他人的驚駭。在文字尚未證實他非人之前，我懷疑這場變形是否為象徵性暗喻——是資本社會與家庭成員對無法「產出價值者」的排斥，使格里高爾在他們眼中非人形象？ 或是否是格里高爾內心的異化？ 對公司與家庭的壓榨感到疲憊，潛意識中將自己投射為一個徹底脫離社會的異類？—但這些猜想終究隨著故事演進被推翻了。 格里高爾的確變成了一隻巨大、長滿絨毛、擁有數對細腳的蟲子。他的心靈也逐漸受軀體影響，獸化且抗拒社會（家庭）。起初，他仍掛念公司、父母與妹妹是否會因他的「小問題」而不便，展現出過度社會化的思維方式，潛意識中將他人的需求遠遠置於自己之上。即便妹妹對他的嫌棄已然明顯（將發餿食物放在舊報紙上、不再正眼看他吃東西），他依然自我感覺良好地將這解讀為貼心之舉。直到後來，格里高爾內心的鄉愿思維才隨著蟲化身軀日益衰退。他開始遵從本性（在牆上爬行）、回應慾望（不再躲藏）。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下，格里高爾雖然外觀與行為越來越像蟲子，內心卻比故事最初那個疲憊業務員，更像是一個「正常的人」。—配角中最難以捉摸的，便是妹妹葛雷特。她前期關心備至，主動承擔照顧格里高爾的責任，偶爾也表現出對哥哥的真情。但這些行為背後，更多的是被格里高爾自我美化過的惡意。那個看似溫柔體貼的妹妹，其實對他懷有嫌惡、恐懼，甚至逐步轉化為支配的快感。葛雷特時常在與父母的對話中，展現出一種將自己視為「格里高爾專家」的詭異心態。當母親主動幫忙清理哥哥的房間時，反倒引來她的不滿——就像剛握有一點主動權的孩子，深怕失去自己唯一的價值與控制權。她是家中第一個從「受扶養者」轉為「參與家庭經濟的人」，也第一個公開喊出：「我們必須擺脫他。」—格里高爾的死因，看似是飢餓、是疾病，但我認為，真正讓他死去的，是關懷的消退。蟲化後的食物，其實象徵著家庭的愛與注意力。故事初期，妹妹還會特地為他準備腐敗的食物，他也因此胃口大開；但當家人各自投入新工作，重新建立起一個不需要格里高爾的生活，照顧他的責任便被隨意交給一名冷漠的老婦人，他的食慾也一日不如一日。他最終是在一次又一次被父親與妹妹驅逐、嫌惡後，於黑夜中悄然死去。屍體被掃入角落，無人悼念，無人提起。— 最諷刺的是，格里高爾的死亡成為全篇的轉捩點—— 前半段鬱鬱沉沉的氛圍，隨著他的消失瞬間明亮起來。父母與妹妹齊聲鬆了一口氣，並一同出門踏青、轉換心情。 格里高爾的存在，從來都不被允許憑自身而活。 他是否「還是人」，從來不是由他自己決定，而是由他人是否還將目光投向他決定。這種觀測者主導的命運，正是薛丁格式的存在悖論：盒子未打開前，他既是人，也是蟲；而當盒子被闔上，當家庭關上那扇門，他的存在，也就此崩解。 書封來源：博客來

卡夫卡筆下主角似乎有一種共同點，失去了他人的『在乎』後便會死亡。 就如同《變形記》中，即便格里高爾已經成為了不受家庭成員與公司上司待見的龐大甲蟲，他仍舊是一心渴望獲得他人的關愛，最終只能在父母與妹妹的無視下，絕食自殺、抑鬱而亡。飢餓藝術家也是死於缺乏他人的關注，他能夠忍受遠超人體極限的飢餓與肉體折磨，但一旦失去觀眾，也就是在乎他行為的人，最終迎來的也只是在陰暗狹窄的籠中死亡。 — 如同雙縫實驗中那顆既是波又是粒子的電子，飢餓藝術家的「存在」仰賴觀看者的凝視。 一旦沒有人注視，他便失去了形體的確定性，從「表演者」坍塌為「無物之人」。他不再是誰，只是一個忘記被餵養的身體。當觀測者離席，舞台上的他，也跟著崩解。 在卡夫卡的宇宙裡，人無法憑自身而存在。他筆下的角色彷彿總活在「他人的視線」裡，一旦世界移開目光，他們也隨之靜靜死去。這種由觀測決定存在的命運，既荒謬又深刻，是卡夫卡式悲劇的另一重面向。 — 在這篇臨終之作中，飢餓藝術家與現實卡夫卡的身體狀態不謀而合，充滿病痛、虛弱，死亡意象不斷環繞在他的角色身上，有人稱其為『卡夫卡式自殺』。 文中飢餓藝術家對經理說道：「我不是想挨餓，只是找不到適合的食物。」或許這就是卡夫卡藉由筆下角色道出自己的心聲。 這個世界中，所有都逃不過一字『俗』。 社會是世俗的、人是媚俗的，隨波逐流對多數人來說才是正確且輕鬆，只有所謂異端才會特立獨行，而從旁人眼光看來，這不過是無意義的偏執。 在文中，便是飢餓藝術家因為找不到符合胃口的食物而選擇持續的挨餓，飢餓的行為本身，實際上就是他對世界的一種對抗方式的體現。 — 但這個世界卻將他的對抗行為視作藝術表演，有人認為他技藝高超，另一方面卻會懷疑他是否偷吃東西，在觀眾中的四種人分別象徵著，面對這種特殊的個體、大眾的觀點。 有跟風看熱鬧的一般人，有尚未受俗世影響、純淨欣賞表演的小孩子，也有對其抱持質疑態度、粗鄙的看守者，或者代表資本禿鷹的經紀人。 表演本身其實不具有太多意義，只是滿足了看熱鬧無聊的觀眾心裡，但當此不再新鮮，便失去了吸引力。飢餓藝術在大眾眼中充其量只是個茶餘飯後的消遣，一旦喪失其作為娛樂的功能，那這件事便毫無意義，失去觀眾後，他也不在乎曾經努力奮鬥的破紀錄目標。 — 至始至終，那個所謂獨特不隨波逐流的飢餓藝術家，最終仍是遭到世俗化的侵蝕，他的演出不再僅是對自我的追求，而是淪為尋求他人關注的一場表演。 書封來源：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