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看了金馬展獲多項大獎的《大濛》。 走出電影院時，我仍舊感到胸口鬱悶，久久難以忘懷，著實是今年度難得如此觸動我的好片。雖然片中確實有些場景稍顯棚內感，但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更多的，是我對劇情與時空背景的感觸。 尤其是姐姐講述小水滴不同版本的結局時，我的淚水幾乎潰堤。在情緒的最高點猝不及防，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看完，著實狼狽。 — 《大濛》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回到民國四十年代，那個政治緊縮、家家戶戶彼此提防的年代。大濛，音近台語「罩雺」，霧。片名像是一層被刻意拉起的薄紗，遮住視線，也遮住那個時代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 故事從十五歲的嘉義少女阿月出發，聽聞哥哥被槍決，決定去尋找離家的姊姊阿霞，一起去認屍。旅途上，他們遇見車伕趙公道，而故事也在他們的相遇間慢慢展開。 雲霧意象不斷回返：遮蔽、迷航，也像是台灣在那十年間共同背負的白色濃霧。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被某種重量壓著——但那重量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催促。催促我們回頭去看那些被霧擋住的故事，去理解那些無法被說出口的恐懼、那些在沉默之中被扭曲的命運。也因此，我想在這個時刻打開《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 白色恐怖的書寫，常常讓人誤以為只屬於歷史或政治。 但《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找回的是另一種可能——用文學，將記憶拉回到「人」上。 主編胡淑雯與童偉格並不局限「白色恐怖」的狹義定義，而是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編成四卷、跨越七十年的小說光譜。這些作品在戒嚴體制逐步建立、變形、鬆動的漫長過程中，像一個接一個亮起的燭火，照出不同世代的創作如何回應那段暗潮洶湧的年代。 吳乃德曾說，轉型正義走到第二階段後，歷史的詮釋往往落入政治角力；而文學與藝術，或許能開啟第三階段——讓歷史回到人的身上，而不是執著於立場上。 從郭松棻〈月印〉裡初始的戰後震盪，到舞鶴、苦苓、平路等人對國家機器如何滲入日常的描摹；從朱天心、黃凡等人的回望，到賴香吟〈暮色將至〉中細緻而壓抑的餘震。每一篇都不是單純還原，而是一次次逼近記憶現場——在史料缺口裡，用虛構補出真實。 也許這正是白色恐怖書寫最珍貴的地方： 歷史不只被紀錄，也被感受。 — 「有兩個小水滴，叫做阿水和阿迷；阿水先變成雲，叫阿迷快點跟上。 阿水後來變成彩霞，成了一道美麗風景； 阿迷好不容易飄上天，卻沒能變成雲，只變成一片什麼也看不清的大濛。 兩滴水分開了，一個下在太平洋、一個散成看不見邊界的霧。」 ——《大濛》 我想，霧散了，仍會看見陽光。 書封來源：博客來

我們常說，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可這句話有多沉重？它背後其實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無數人漂泊、犧牲、甚至無法再返鄉的現實。資深新聞工作者盧世祥的新書《純情的台灣人—台美人：人在美利堅、心在美麗島》，寫下這段我們常常遺忘的歷史：至少七十萬台美人，長年在異鄉以自己的方式守護台灣。 他們有的投身學術，有的奔走國會，有的在組織中默默耕耘；有人以智謀突破黨國監控，有人以勇氣承受恐嚇與黑名單的代價，甚至有人以生命成全理想。 — 書裡有我們熟悉的名字：黃文雄的「四二六刺蔣案」、陳文成以身殉道；也有無名的影子，他們化名、隱姓，在海外報刊、遊說、籌款與文化推廣裡，為台灣留下一道道隱而不顯卻不可抹去的痕跡。 這些故事，既是歷史的空白補遺，也是台灣民主的另一種見證。盧世祥把「純情」二字放在書名裡，意思不是天真，而是奉獻、犧牲、不求回報。這群台美人跨洋愛鄉，將青春抵押給時代，把孤獨與流亡轉化為一種堅持。他們有人沒能見父親最後一面，有人在也無法回到故土，卻在更廣大的國際舞台上，為台灣打下了一條血與淚的通道。 《純情的台灣人》不只是一本歷史紀錄，而像是一封跨世代的情書。 它寫給台灣社會，提醒我們今天的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恩賜，而是前人用青春與信念換來的結果。當年他們對抗的，是獨裁、監控與打壓；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另一種威權與挑戰。讀這本書，你會感受到一種深切的呼喚：我們不能讓這段歷史被遺忘，因為遺忘就是最殘忍的背叛。 — 如果說，台灣是一片因犧牲而誕生的島嶼，那麼這本《純情的台灣人》就是為那些漂泊靈魂立下的碑。 它不是要讓我們悲傷，而是要我們記住：自由，是必須不斷守護的名字。 書封來源：博客來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樣的人，會在明知會被捕的那一刻，選擇留下？ 黎智英就是那個人。 你可能聽過黎智英的名字，也可能對他持有複雜的印象。 他是在時代劇烈轉折時，總會站上風口浪尖的人——從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到顛覆港台新聞秩序的媒體人，再到中國政府眼中最危險的政治犯。 他是億萬富翁、媒體大亨、企業奇才，有足夠的資源與身份離開，也曾經被許多國家邀請庇護。但他最後選擇留下來，站在香港街頭，和年輕人一起撐傘、一起高喊自由。他說：「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留下來，走上街頭，然後走進牢房——那些他本可以不做的選擇，才是這本書真正想讓你看見的核心。 — ▌從創業傳奇到政治犯──一個時代裡最不服從的人 黎智英的故事很多人以為知道： 從童工做到快時尚品牌「佐丹奴」的創辦人，再到一手打造《壹週刊》《蘋果日報》，以挑釁與揭露的風格打破港台新聞的遊戲規則。他曾讓媒體回到公共議題的前線，也因為說得太多、太直白，被中國視為眼中釘。但這本《黎智英傳》寫的不是傳奇，是代價。書中鉅細靡遺地記錄他如何從一個投資人變成抗爭者，如何從創業者成為體制的對手，又如何在國安法通過後，一步步走向牢籠。在那裡，他每天摺信封，每月工資只有25美元。他開始寫日記、畫畫、祈禱——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記住自己為什麼還要活著。 — ▌深度對照——我們可以選擇什麼？ 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什麼叫做「選擇」。黎智英不是非留不可的人，但他選擇不走。 他不是非說不可的人，但他選擇繼續說。 他本來可以是香港資本主義的象徵，卻最後成了香港民主的象徵。而他的轉變，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立體的香港：從媒體到街頭，從言論自由到信仰壓迫，那些我們在新聞裡看到的混亂，背後其實有非常清晰的脈絡與警訊。 當一個人開始因為說出想法而被監禁，這就不只是他的故事，而是整個時代的警報。 — ▌台灣也在書裡──那些我們曾經疑惑過的問題 這本書對台灣讀者來說，還有另一層特殊意義。書中完整揭露黎智英創辦台灣《蘋果日報》的歷程，包含他如何評估市場、怎麼決定要留下來、又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選擇抽身。 他曾說：「我想成為台灣人。」但最後沒有留下。這個說法曾引起許多臆測與批評，而《黎智英傳》用非常誠實的筆法，還原了他對台灣的情感與失落。包括他如何看待媒體在台灣被消費化的困境，也讓人重新省思：我們曾經擁有過什麼？又錯過了什麼？ — ▌我們都沒有他那麼勇敢 這本自傳不是講述一個完人的故事。黎智英的性格有瑕疵，他的媒體方式飽受爭議，他的財富也曾讓人質疑。但越是這樣，你越能看清，他最後的選擇是多麼困難。他不是因為沒有得選才留下，而是他明知道有其他路，卻還是站在最危險的位置上。 書中有一段我一直記著——他在獄中寫信說：「身體被囚，靈魂卻可以是自由的。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自由不是在風平浪靜時才有意義，而是在暴風之中，還有人願意守著它，不讓它被吹走。 — 如果今天，你說一句話就可能被關，那你還願意說嗎？我們不一定要像他一樣成為第一個站出來的人，但至少，我們可以從讀這本書開始，試著不要轉身離開。自由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需要有人願意為它受苦。黎智英做了他的選擇，而這本書，是我們理解那個選擇的開始。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分享兩個《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的編輯小故事。 本書作者鈴木英司是中國愛好者，不僅在中國工作，還擔任日中交流社團的幹部。然而，他莫名其妙被中國關了六年多，回到日本，發現明明被中國莫名關押的日本人這麼多，卻無人敢挺身而出，而他決心放棄中國的一切，起身說明自己的遭遇，並寫出了這本書。 作者是真的很希望大家看到中國的人權現狀，這裡分享他協助本書中文版出版的兩個小故事： 一，我們邀請他寫本書的台灣版序言時，他連稿費都不拿，就直接給了我們一篇。 二，本書獨家收錄作者的中國法院判決書原文。本書是日文撰寫，判決書自然也是翻譯成日文，而當我在閱讀譯稿並編輯時，突然想到，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收錄原文呢？於是我寫信請版權代理方詢問作者意願，作者也大方提供，讓我們最後可以將判決書以簡體的原文呈現。 作者很清楚，中國不只是不遵守法治的國家，更擅長在各方面施壓，逼受害人不敢發聲。但只要愈多人挺身而出，就會愈多人知道中國的霸道。他對本書的協助，讓我相信本書的中文版，對台灣與世界的讀者都會很有意義。 希望在大罷免前夕，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在中國的極權統治與各式影響下，我們要如何投出對的選擇。

從六四到諾貝爾獎，從牢籠到永恆，他用一生寫下不願被統一的靈魂。 近年來，每逢「那個不能說的日子」臨近，中國社群媒體就會陷入一片靜默。 關鍵字搜尋失效、直播畫面無預警中斷、平台自動刪文、禁止修改社群頭貼或暱稱，就連一顆造型類似坦克的雪糕、一張蠟燭的照片，也成為言論審查體系中的「高危物件」。 2022年6月3日，直播帶貨一哥李佳琦在鏡頭前推銷一款坦克造型雪糕，畫面在不到一分鐘內突如其來地中斷，自此直播間關閉、再未回歸。事件迅速引發關注，並衍生出一個新的詞彙：「李佳琦悖論」—— 如果你想完全不觸碰政治禁區，就必須先知道所有的政治禁區。 聽來荒謬，卻極其真實。 許多中國年輕人，正是在搜尋「李佳琦怎麼了？」「為什麼我改不了暱稱？」的過程中，第一次看見「六四」這個被全面封禁的詞語。 這正是審查體制最弔詭之處：它以封鎖為目的，卻無法堵住所有縫隙；它訓練人們遺忘，卻因強制遺忘本身，使某些記憶反而更難抹除。封殺的漏洞，往往成為歷史幽靈回歸的通道。 「李佳琦悖論」是一個時代的註腳。它揭示的，不只是審查機器的荒唐，更是一場對無知與沉默的體制性教育。而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有人看穿這一切，並選擇不配合這場沉默的訓練。他的名字，叫劉曉波。 他曾站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並肩，是最後一批撤離者之一；他可以選擇流亡，卻選擇留下；他明知代價，卻仍不肯噤聲。他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結果被判刑十一年，最終死於囚禁之中。 在這個連雪糕形狀都必須審慎計算的時代，重讀劉曉波，不只是對一段被掩埋歷史的回望，更是一場針對當代審查與自我審查體制的再提問。 如果「不說話」成了一種生活策略，那麼劉曉波的書寫與行動，就是對這種常態最不合時宜、也最不可遺忘的回答。 —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槍聲響起時，他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人之一。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屬於他的座位空無一人。 2017年7月13日，他在遭中國政府長期監禁與拒絕治療下病逝，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囚禁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留下的，不只是姓名，而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自由遺囑。 — ▌ 1989，那場將他帶入歷史的災難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在劉曉波的筆下，六四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也是一場註定會重演的悲劇」。 他記錄從返國聲援學生，到親赴廣場、勸說學生和平撤退的每一刻。他與三位友人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主張非暴力抵抗，甚至在屠殺發生前仍協助談判，最終成功促成部分學生撤離，挽救無數生命。但他也從不神化自己。他承認懦弱與恐懼，也坦言：「我像一個逃出生天的罪人。」既然倖存，就必須證明自己有存在的價值。這本書既是見證，也是懺悔。 — ▌ 從「四君子」到「階下囚」：抵抗的時間軸 ◎《從六四到零八：劉曉波的人權路》1989年之後，劉曉波沒有離開中國，也沒有停止寫作。他相信真正的轉型必須來自內部的覺醒，而非外部的暴力。他多次被捕、軟禁、失業，卻始終未退場。這本書詳實記錄了他提出《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建議》到發起《零八憲章》的歷程，展現他與社運人士、學者、維權律師的聯結，如何在高壓下持續推動公民社會的誕生。這不僅是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中國公民意識從壓抑中萌芽的見證。 — ▌ 統一就是奴役：被壓縮的邊界聲音 ◎《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港及西藏》劉曉波是少數公開聲援臺灣、香港與西藏自決權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在書中指出：「中國從未真正吸納這些邊陲地區的多元文化，而是以民族主義之名，行統治之實。」他不認為統一是民族的命運，而是一種以中央集權為本位的幻想。他分析「一國兩制」如何一步步崩解為「一黨一制」，也對臺灣懷有敬意與期待，認為台灣是中國未來可能性之一，而非待收復之地。今日重讀，更感刺痛。香港的崩壞，正如他預警所言，一一成真。 — ▌ 我無罪：自由的代價，不是沉默 ◎《我無罪：劉曉波傳》｜余杰這是一部寫給世人的傳記，也是一封寫給歷史的控訴書。余杰梳理公開與私密資料，重建劉曉波從文學理論青年到人權運動者的思想轉折。他不是天生的反抗者，而是歷經自我否定與思想轉向之後，選擇站上時代洪流中的那個人。他說：「我不想做一個可以自由說話的流亡者，我要做一個不能說話的中國人。」這句話，如今讀來，不只是沉痛的告別，更是一記無聲的控訴。 — 死亡不是結束，而是遺囑的開展 劉曉波已離世，但他留下的作品仍在對這個世界說話。 他不是神，也非完人；他曾激進，也曾迷惘。但正因如此，他的反思與堅持才更可貴。他用一生證明：勇氣，不是來自無懼，而是來自直視恐懼後，仍願前行的選擇。在這個言論空間日益收縮、歷史記憶逐漸模糊的時代，劉曉波的聲音仍值得我們傾聽——不只是為了記住他，而是為了記住：我們為什麼不能遺忘。 圖片來源：劉霞攝影作品《醜娃娃》

中國的人權問題一直頗受關注，但真正引發世界注目的事件，仍是35年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 而且直到今天，中國的人權仍有許多問題。 我們在今年一月出版了鈴木英司《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作者被中國以莫須有的「間諜罪」罪名關了六年多，而他曾經與前大法官王林清關在一起。王林清作為曾任職於司法體制的知識分子，與作者有這樣的對話： 在我因間諜罪而寫信給法官時，王先生幫忙我很多。我們有超過六個月都在同個房間裡，睡的是隔壁床，讓我學習到了很多。另外，我們也總是一起運動。我們會比賽深蹲跟仰臥起坐，而我完全無法贏過不服輸的王先生。 王先生似乎覺得，「在職時，我還認為中國法律相當成熟，建立起了很完美的法律體系呢。」但是據他所說，在被監禁• 逮捕之後，他不得不注意到了「中國的法律不行。」習總書記雖然號稱，為了確保人民對司法體系的信賴度，要「依法治國（基於法律治理國家）」，也就是號稱中國是法治國家，但是王先生經常對我說：「依法治國完全就是詐欺。中國不可能做到這種事的，中國根本沒有人權。」 要記得，中國在35年前如此，現在也是如此，而我們要好好面對、評估與這國家互動的方式。

昨天中國漁船闖入金門海域，海巡執法時，中國漁船蛇行翻覆，造成四人落海，其中兩人死亡。雖然目前尚無證據指稱中國這次越界捕撈是灰色作戰，但中國過去頗常使用相關手段來侵犯周遭國家海域。《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作者鈴木英司分享他的獄友見聞時，也寫到這一段： 「也有前奧運選手候補的游泳選手。他說自己年少時因為參加比賽去過三次日本，他似乎是在軍事情報機構升上少尉後，轉往國家安全部。其後在澳門的公司當上社長，但那只是表面的身份，實際上是從事間諜活動。 他在澳門以社長身份活動時，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之間的關係被認為有問題。聽說他收了CIA的錢並提供中國的情報，也就是所謂的雙面間諜吧。他也因此被視為美國的協助者並因間諜罪被逮捕。 他的發言中令我最驚訝的是：「開到釣魚台周邊的所有漁船上都有軍人。我曾待過軍隊，所以我很淸楚。」漁船的船員們雖然曾經被稱為武裝漁民，但沒想到還眞的有軍人在船上。」 中國長久以來使用漁船進行各種主權伸張、灰色地帶行動，這兩天侵犯金門海域，之前騷擾釣魚台海域，以及南海紛爭，都是相關手段的一部分。即便這次落海的可能都是無辜漁民，其他船上也同樣可能有軍人。需要予以注意。

本書的作者鈴木英司是我的朋友。2016年7月，他在北京被捕時，我是產經新聞派駐北京的記者。很早就聽說他被中國的安全部門帶走，但這條消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報導。 因為我知道，這種事情一旦被媒體披露出來，就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我非常希望他只是被中國當局帶去問話，過不久就能夠出來。但是，事與願違。他還是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的名義逮捕，在招待所被「監視居住」了7個月以後被起訴。後來，在法庭上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被關押到2022年刑滿釋放，才得以回到日本。 鈴木畢業於日本的法政大學。在大學時代受左派思潮的影響，年輕時就熱衷於勞工運動，並加入了當時的最大在野黨——日本社會黨。擔任過黨首土井多賀子的秘書，在日本政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鈴木從1980年代起，就積極推動日中友好，從1990年代起，開始在社會黨內負責日中交流，並組建了民間的日中友好團體「日中青年交流協會」，並擔任理事長。他曾訪問過中國上百次。經常帶領日本年輕人到中國內地的沙漠附近去植樹，並在日本募款，幫助中國貧困地區的青少年求學。為了推動日中友好，做了很多事情。後來他還到北京長住，在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親中派」人士。 我和鈴木是在90年代末，在北京開學術研討會的時候認識的。因為我們兩個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很不一樣，所以每次在一聊天就開始辯論。我批評中國共產黨，他有時會提出不同意見。他的主張基本上和中共官媒差不多，我笑他是「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他也不介意。 所以，當他在2016年7月被捕時，在北京和他有過交流的，當時在北京幾乎所有的日本記者都不相信，大家都認為「絕對不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鈴木是一個堅定的左派在野黨人士，幾乎天天都在讚揚中國、批評日本。怎麼會是日本間諜呢？連我們都這麼吃驚，可以想見對他本人來說，一定有如晴天霹靂。 鈴木後來接受日本媒體時說：被逮捕後最辛苦的是被「監視居住」的7個月。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人、不能看電視和書本報刊。二十四小時有人在旁監視，睡覺不能關燈。除了被提審的時間以外，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床前，也不被允許發出聲。只能在心裡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唱著自己喜歡的石川小百合的「天城越」和「津輕海峽冬景色」。他說，他就是靠這兩首歌的歌詞鼓勵自己、撐過這7個月的。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窗簾都被關上，完全見不到太陽。在7個月之中，他只有一次被允許到陽台上曬了15分鐘的太陽。還是在他苦苦哀求下才爭取到的。他說，自己也完全沒有想到，當坐到太陽下時，竟然淚流滿面。 鈴木認為，中國抓他的時候，應該也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後來，他被起訴的理由非常荒謬。只是說他「在和中國朋友聊天時提到了，被北韓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處決的姑丈張成澤一事」。當時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導，根本就不是什麼「中國的國家機密」。後來聽說，可能是鈴木和一些共青團派的幹部走得太近，不小心捲入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他們抓鈴木，是為了從他口中套出對某些共青團幹部不利的證詞。 這幾年中國一直非常熱心抓「日本間諜」。我在北京的時候，大概就有10個人左右被捕，後來都判了刑。他們之中，有像鈴木這樣的所謂「日中友好人士」；也有攝影愛好者，在海邊拍到了一些軍艦、潛水艇；還有受中國企業委託去探勘溫泉的技術人員，用設備不小心看到了地下的軍事設施；也有日本學者，在地攤上買了幾本被中共稱為「內部資料」的歷史文獻。在民主國家、這些都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在中國都會被以間諜罪重判。 日本二戰之後，就廢除了間諜法和反間諜法等法律，也沒有培訓在國外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更沒有編列有關預算。日本有和平憲法，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對日本企業來說，中國也沒有什麼技術可偸。這些所謂的「日本間諜」，和滲透進日本國會及各大企業的那些「中國間諜」比起來，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曾在北京採訪過一位被定罪為日本間諜的76歲的老先生，去年在獄中去世了。他曾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親中派。早年在航空公司工作，好幾條中日之間的航線就是他主導開通的。晚年，他成立了一個中日技術人才交流的團體，把很多日本的退休工程師請到中國傳授技術，受到了中國各地方政府的歡迎。 但是，和他有密切關係的中共官員，基本上都是溫家寶系統的人。後來，習近平派為了打壓溫派，就把他以逃稅的名義抓起來，後又轉成間諜。聽說，主要是想從他嘴裡掏出一些溫派官員的貪腐證據。他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成了間諜，被判刑12年。關押後幾年身體不好，太太和日本政府想幫他辦保外就醫，還被中方拒絕。 今年3月，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一位在北京住了20年以上的日本製藥廠高管，也在北京被以「間諜罪」逮捕，後來被正式刑事拘留、起訴。這位高管到底進行了什麼樣的「間諜活動」？中方至今沒有任何說明。 前不久，以「洩漏國家機密罪」被中國政府關押了三年的澳洲籍華裔記者成蕾，獲釋返國。她在接受澳媒訪問時披露，被拘留的原因是，違反限時發佈的禁令，在正式報導幾分鐘前分享了一則政府簡報。 這種情況在媒體業界為了搶新聞，偶爾會出現。一般會被抗議；有的時候會被處罰一個月或更長的一段時間，不讓提前拿到政府簡報。但是，像成蕾這樣，被抓起來關3年，絕對是反應過度。成蕾被捕時，正好趕上澳洲政府在新冠疫情問題上批評中國，外界一般認為，她的被捕是對澳洲的一種政治報復。 中國這幾年抓了很多境外人士。幾年前，加拿大政府扣押了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中國就以「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為理由，在中國抓了兩名加拿大公民。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八旗文化出版社的總編輯富察，也是今年3月在上海被帶走。富察是我3年前來到台灣之後最早結識的朋友之一。我有好幾本書的中文版，都是由他經手出版的。他知識淵博、談吐風趣，是我的良師益友。在他的用心經營之下，八旗出版了很多歷史和國際關係方面優質的中文書籍。 日本安倍晉三前首相去世之後，八旗緊急出版的《安倍晉三大戰略》是一部全面闡述安倍戰略思想的好書；今年二月出版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填補了中文書籍中，對新疆問題論述不足的空白。 自從香港的言論自由被中共全面打壓，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塌方之後，由富察主導的八旗出版社可以說是中文出版界裡一面捍衛言論自由的旗幟，一直替很多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發聲。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做法，觸犯了中共的玻璃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富察的行為並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況且，富察的出版活動是在中國政府的治權管轄不到的台灣進行的。按照今天的國際常識，中國當局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羈押富察的。 習近平曾經在公開場合上說過：「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富察的被捕，再次證明了以習近平為首的共產黨人說話不算數。 富察曾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過，事業上相當成功。但是，他後來選擇了來台灣，因為台灣有出版、言論自由，還有他喜歡的空氣和家人。 富察回中國，是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後，按照規定，為了放棄中國國籍，而不得不回去的。但是，卻讓他因此失去了自由。中共可能是想透過秘密羈押富察，試圖達到寒蟬效果，讓自由派從此不敢發聲。富察的被捕，說明中共已經把它的髒手伸進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領域。台灣社會應該團結起來，一致譴責中共的無法無天、堅決捍衛台灣的主權和自由。 現在，中國國內以間諜罪在服刑的台灣人，至少幾十個，也有一說，說有100人以上。大部分是台商，也有一些藍營的學者，綠營的好像只有李明哲。他們和那些所謂的日本間諜一樣，基本上都是冤枉的。今後，日本和台灣在營救被捕國人的問題上，也有很多的合作空間。 最近中國共產黨到處抓人。我的很多朋友、故交紛紛入獄，心情非常沈重。曾經聽過一句老話，「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中共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似乎已經進入了一種類似瘋狂的模式。三年多前我剛到台灣的時候，因為經常在媒體上批評中共，遇到很多人問我說：「你還能去中國嗎？」現在，則經常有台灣人問我：「我能去中國嗎？」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風險的地方。 我很高興見到鈴木把自己在監獄中的經歷寫出來，希望他的這本書，有助於讓大家更加看清楚中國的真相。 2023年12月1日

七個月無法看到陽光是怎樣的感覺？我不知道，但鈴木英司先生知道。他被中國「 #監視居住」七個月當中，只見過一次陽光。 ■ 一開始會注意到鈴木英司《被中國拘禁的2279日》，是因為 #矢板明夫 先生在電視節目上講，他的朋友鈴木英司出書，書前面就在講鈴木被中國「監視居住」的過程：他整整七個月被關在房間內，24小時被監視，晚上不能關燈，想看窗外的陽光都沒辦法。這七個月中，他只被允許看了一次15分鐘的陽光，陽光照在他身上時，他淚流滿面。 ■ 鈴木英司原是「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從少年時期就對中國產生興趣，可說是親中的日本人。但就是這樣的人，卻在某次準備從中國搭飛機回日本時，被中國公安逮捕，被指控間諜罪，在監視居住七個月後還被關入監獄，總計六年三個月，2279日的時光。我不知道日夜被人剝奪的感覺是什麼，但我想起 #李明哲、 #李孟居 的案件，他們都被中國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也都經歷恐怖的監視居住，之後也被關押在中國許久。無論是作者的描寫，或者李明哲、李孟居先生的分享，都讓人覺得那處境相當可怕。 ■ 這本書在我不算長的編輯生涯中可說是最難編的一本，不僅是議題的重量，在編輯過程中，最大的變動在於審判書的內容。原書有收錄鈴木英司被中國判決的起訴書及審判書，是翻譯成日文後放在書中。我在編輯時才想到，不知能否向作者索取原件，很幸運的是作者願意給予原件掃描檔，讓我們可以收錄原本的簡體字版本。我自己在看到原本的簡體判決書時，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中國可以恣意定下外國人的罪行，也難怪現在外資都在撤離中國。 ■ 除了編輯本身，還有我希望大家能看到這議題所做的努力，不僅要感謝矢板明夫、李明哲、李孟居三位先生願意撰寫本書推薦序，還必須給每一名推薦者深深的感謝：汪浩老師、林亮君議員、Freddy林昶佐委員、苗博雅議員、曾建元教授、楊貴智站長、謝宇程老師、士博館長（史明文物館）、以及轉角國際。新的一年，新書出版，如果大家對這本書感興趣，也希望能轉發此文，多多推廣，感謝（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