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巴黎:影像的真實魅力與自我投射
郭力昕·2024/03/01
接到好友培園邀請推薦《那一天》的信時,我剛結束在巴黎半個月的「閒逛者」奢侈日子。疫情猶在、而早已沒人戴口罩的初秋的巴黎,少了過往蜂擁於各景點的中國觀光客(他們正受苦於封城鎖國的防疫清零政策),但巴黎街頭的咖啡館與市中心的戶外餐飲店家,仍夜夜笙歌座無虛席。 人們緊挨著彼此熱烈交談、用餐、喝咖啡,像是疫情不曾在這個城市發生過,也好像巴黎永遠展現著這般歡樂的景象。 在這本攝影作品選集中,巴黎攝影家羅尼斯(Willy Ronis)描寫每個「那一天」裡的美好邂逅、意外與驚喜、溫暖或讓人低迴的瞬間,環繞這些影像瞬間的小故事,或拍攝它們的概念與手法。作品質量和知名度可與布列松(H. Cartier-Bresson)、布拉塞(Brassaï)、杜瓦諾(R. Doisneau)等量齊觀的羅尼斯,如同這些法國二十世紀中葉前後的知名攝影家,以及同時期許多馬格蘭攝影師,有著新聞攝影記者對「決定性瞬間」敏捷的觀察和攫取能力,以及那個年代普遍存在的某種人文主義氣質。這種人文氣質並非內建於紀實攝影的藝術表現之中,而是有它的特定時代因素。羅尼斯與他的法國同儕,開始活躍於二戰結束之後,那是歐洲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年代;法國從納粹德國的數年佔領中解放,更珍惜重回自由的喜悅。極權佔領者製造的長久壓抑之後,巴黎人要奮力恢復往日的生活情調,與作為人的意義和尊嚴,攝影師們也希望表達日常生活與空間裡的各種細節,和人性的溫馨光澤,為戰後的社會與國家重建賦予希望和動力。 作為東歐猶太人移民之子的羅尼斯,對於他出生的巴黎感情很深,如同所有熱愛這個城市的巴黎人。《那一天》的多數作品,攝自一九四○年代的最後幾年,一些影像反映著戰後物資缺乏、生活簡樸的巴黎,同時再現各個生活角落裡積極迎向新生活的人們的樂觀神情。藝術橋上的情侶、賣薯條的兩女孩、孚日廣場穿廊的街頭音樂家、「于謝特地窖」爵士酒吧外群聚不想回家的叛逆青少年……羅尼斯甚至為了營造「巴黎小男孩」的陽光形象,請一名夾著法國長棍麵包的小男孩來回跑了三趟。依紀實攝影的古典規範,這也許踩到了專業倫理問題。但對一位熱愛巴黎、認定這是法國日常景象的羅尼斯而言,誰曰不宜? 七十多年後,我漫步巴黎街頭,穿梭在不同的行政區,從地標、場景、視覺經驗到生活方式,許多被羅尼斯影像凍結的巴黎似乎恆在:塞納河幾座新舊橋上橋下戀人約會的巴黎;孚日廣場與羅浮宮穿廊下音樂系學生街頭演出賺零用錢的巴黎;從龐畢度頂樓眺望鐵塔與聖心堂的巴黎;「于謝特地窖」爵士酒吧裡每晚擠著觀光客(朋友替我訂的短租老公寓剛好在它隔壁街),與附近的聖母院挺立了八百年的巴黎;還有,餐廳咖啡館裡仍幾乎沒有人滑手機,他們或者看書、多半在熱烈專注地交談的巴黎…… 不過,攝自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的《那一天》,沒有機會看到今日巴黎的變化。例如,從猶太社區仕紳化的瑪黑區,曾經充滿各式情調的小店小館,也許受疫情衝擊,現在多已不見蹤跡,而是被大量令人乏味的名牌精品服飾店佔領。或者,新舊移民和難民成為新巴黎人的一個主要成員,很大比例的「老巴黎」早已陸續離開,住在外圍衛星城市或他處,等等。 羅尼斯在上個世紀中葉起的巴黎影像,特別是那些溫婉如詩的私影像,來自他的真實生活經驗,也永恆凍結在人們的視覺傳承與複製之中。由時間與空間的影像碎片集結而成的巴黎影像散文詩,深情訴說著對一個特定時代的美好情感與記憶。但也可能特別是巴黎,讓閱讀這個城市影像的人,受各種外在與內在因素牽引,而將一個特定時代的情感與記憶普遍化,甚至浪漫化,成為對巴黎的某種單一投射。聰明的攝影閱讀者,汲取了攝影作品中人性的溫潤和藝術的風采,也會保留對巴黎作為多樣、迷人、複雜、時而混亂之當代法國城市的認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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