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寫這本書，只是一位花甲男孩單純回憶在鄉下過的童年日子，該用什麼來記錄童年的樂趣，思來想去還是食物最能勾起回憶與引起共鳴。文稿想到就寫，一篇一篇慢慢堆疊，隨著歲月的流轉，篇幅愈來愈多。我的童年在嘉義縣東石鄉下楫村，那是一個靠近海的小農村，地裡種的莊稼主要以雜糧為主，如：地瓜、花生、玉米，後來改種蘆筍。早晨的挖蘆筍，中午的蘆筍分類、削蘆筍，成了童年重要的勞動。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那年我讀嘉義師專一年級，要從學校打電話回家報個平安，需先打到村辦公室，再請村辦公室廣播，經過半小時後再撥，方能與爸媽通上電話。時間再往前撥，讀下楫國小楫源分校時要買文具、簿本、參考書，得要搭「林仔抱」（今嘉義客運）到樸仔腳（今朴子市），難得一次到朴子，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什麼都新鮮，什麼都好吃，不把口袋的零用錢花光光不願意回下楫村。除了這，在村裡吃來吃去，不是田裡種的莊稼、自家養的雞鴨鵝，不然就是小攤販載來村裡販賣的東西。日子過得很簡單，但很快樂。一、兩年前，與「嘉義縣共好生活協會」姜鈞翔理事長閒聊時，提到這些文稿，理事長覺得這些文字的內容是那一代人的集體生活回憶，若束之高閣，太可惜了！應該要出版，讓經歷過的人，細細品味自己的童年。後來，理事長促成了與晨星出版的胡文青編輯見面，初稿經編輯閱讀後，覺得應該要出版，提出企劃後就這樣子決定。書裡除了寫自己的童年，也認為應該把範圍擴大，基此採訪了很多人，有些人很大方願意把姓名公開，有些人很低調、很靦腆，不願意公布姓名，再次感謝所有接受我採訪的人及提供寫作素材的長輩、師長們。寫此書最大的困難不是文字的撰寫，而是食材的蒐集，利用假日跑了台南、雲林、嘉義一整年的傳統市場，也沒見到我很想蒐集的食材。有了食材，再複製出童年的味道，又是另一道難題。在此感謝，與我同鄉的六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夫人辜淑珍女士，幫我複製童年的滋味。感謝幫我四處蒐集照片的朋友們，並無償提供照片供我使用。感謝我讀研究所時的論文指導教授黃月純老師願意幫我寫推薦序。希望，您閱讀此書，能會心的莞爾一笑。

透過地名，人類一方面對地表空間建構出次序性與親近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國際社會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或國家對少數民族的人權/文化權信念等討論，地名的變動往往展示空間權力象徵之所在。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教授 康德培 地名演變與住民文化 台灣老地名充斥著族群歷史演進中，關於政治、移民、被殖民者等因素與符號，屢屢造成地名更迭的肇因。自平埔、高山原住民族到西、荷、漢、日等他族殖民台灣島嶼，致使台灣島上各地方地名，自古至今，或外力、或歷史斷裂、或政治因素而重組等緣故，終成為我們今日所見諸多或者不能自主的異趣，以及終成死語之音譯而飽含背後故事與其意義之地名。 綜觀台灣土地上的原民，就平埔族群而言，自台灣頭到台灣尾，幾乎遍布平埔族的社名遺跡。平埔族人的生活形態以結社成為社會，許多地名自然以他們遺留的社址命名，他們跟高山族人一樣沒有文字載錄，唯能以譯音記錄之。其次，高山族群地名的存在，在於他們以獨特的山林大地之物種以及土地形貌等特色，作為地名的命名依據，這是最符合人類天性的自然反射。無論是地理、花卉皆可入名，因為這是與人類生活文化息息相關的元素。 語文與地名 學者翁佳音述及西班牙人統治過台灣的許多地區，如淡水、雞籠（基隆）、宜蘭、花蓮等地，都因統治者西班牙人的身分而改成西班牙語風的地名，例如三貂角、野柳、哆囉滿等地名；倘若自歷史面向與脈絡去勘掘，進一步推論蘇澳可能亦然。當論及地名的重要性與異動的諸多因素時，翁佳音也表示：「地名解析與研究，牽涉到地理學的自然、人文地理，也涉及語言學之構詞、語音，以及語義、文字學等，進而與文獻學、時代脈絡等歷史學關係密切，嚴格說來，這確實是一門獨立學問，應與其他學科並駕齊驅。」事實的確如此，老地名考究起來牽涉的層面廣泛，非得依賴各專業領域共同尋求解答不可。 又如學者黃雯娟研究番社地名指稱，番字的地名大致區分出人物類型，如番婆、番仔等；聚落類型有社、寮等；土地類型有園、林等；地形類型則包括埔、澳、洞等：設施類型，則是溝、埤、井等。 而關於「社」的分布，在日治時期的資料蒐羅中，台北州六十三社、新竹州十六社、台中州三十七社、台南州十四社、高雄州八社。舉例而言，從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以番、社等字眼遺下的地名，如平埔族稱呼今雲林縣斗南鎮為他里霧社，以及舊社里的奮社等；甚至也有以頭目命名之，如後壠社的鳥眉酋長的烏眉：而在高山族人的語言裡，如新北市烏來本意是「溫泉」，台東縣的知本是「崖」的意思，南投縣羅娜則為「平坦沃地」，花蓮縣的奇密是植物「蟹草」，鶴岡是「烏雅」（豆名）等。 治理與地名 荷治時期的台灣地名，當時原住民族與社名皆被以羅馬拼音直譯。 明鄭時期鄭成功抵台後創設屯田制度，因而有了鎮、營等地名，如左鎮、新營等。 日治時期，約於1906至1935年間，更動的地名較多屬於日本的移民村名，亦即日人欲「內地化」，這些地名多蝟集在東部，例如瑞穗、舞鶴、鶴岡、池上等，西部則有屏東縣的竹田等。學者吳育臻論及台灣西部的日式地名成因主要是市街改名町制所出現的日式地名，此為都市內部的小空間範圍名稱；1920年（大正9）的日式地名涵蓋空間較廣，多為街庄行政區名的更動，也是普遍將三個字的地名改為二個字的時期，如水返腳改成汐止，鶯歌石改成鶯歌，草鞋墩改成草屯，林仔邊改成林邊等。而以街庄級的命名與日治時期的「內地延長主義有關」（時任總督為田健治郎），例如1920年澎湖的馬公街（原名媽宮街）。 移民與拓墾 台灣拓荒時期，閩、粵的聚落地名多與居住地域環境相關。如早年閩人聚落的集村現象，就是為阻止外武和盜匪，遂栽植莿竹成籬作為防禦，也因此出現了諸多竹仔腳的相同地名，而且一開始多為單姓氏聚落，如陳竹仔腳等稱謂並作為與他處重疊的地名分野。甚至集合成莊的因素，可能係當時同一宗族集體渡台開墾之地方，因此出現了如劉姓的劉厝地名等。又例如屏東長興庄集村聚落內的長興、麟洛、番子寮等，扮演著血緣集極大的特色之一。粵人的居地名稱，大抵也跟族群拓墾與居住的土地環境有關，遂成就了如中壢、汶水、三洽水等地名。另以嘉義市郊早年以農拓墾時期為例，清治時期，與水體、水文相關者之地名則有過溝仔、埤斗等；與動植物有關聯者的地名則有鹿寮、拔仔林等。 日治時期，與移民者相關者的地名則有自海口地區選徙過來的海口寮仔，以及自台安平來的台南寮仔等：和職業有關聯地名者則有牛車寮仔。民國以後，多以眷村及國宅命名，例如精忠一村、忠孝國宅等。 當墾荒的人口迅速膨脹，土地必須重新配置，於是發展出有埔、股、份等聚落之名，如三重埔、九份等。台灣因具備特殊而豐饒的地形地貌，遍布島嶼各處的壯觀規模，也造就了移民的漢人就地命名，以尖、崁、崙、坪、湖、鼻等地緣之故而命名者，如大溪崁（今桃園大溪）、雲林縣四湖等，形成台灣地名的多元與豐富。甚或氣候也影響了地名的產生，例如楓港等地。 台灣同名地名，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有趣現象。學者吳進喜在台灣堡圖的研究中，援引陳正祥在1950年的調查數據，統計出全台四十二個新庄和新莊，三十九個山腳和山子腳，二十九個溪州，二十八個三塊厝，二十六個公館和公館子，二十三個竹圍子，二十一個尖山，二十個番子寮，十七個水尾，十五個橋頭和橋子頭，十四個牛埔，十二個觀音山，十個土庫，九個田尾，八固田中央，七個石門，六個東勢，五個坑子內，四個木柵，三個茅子埔等。吳進喜思索台灣同地名的重複率之高，建議可以自地名的命名起源尋找原因。 台灣地名的身世密碼 台灣地名的演變，學者康德培於文本上記載諸多的參考因素，若以自然環境涵蓋者有：地形、地點、方位、排序、大小規模、樣貌型態、氣候、動植物、礦物等項；若以人文環境區分則包括：交替聚落、原住民譯音、異族統治及外來語譯音、閩粵移民、姓氏血緣聚落、拓墾、交通、建築物、紀念事蹟、產業、政治、演化、神仙傳說等。傳說所衍生的地名，與宗教信仰、民間風俗、集體意識等元素揉合於地名中，故而延伸更多虛幻與現實的地名想像空間。傳說成就的地名，常常因某一件事、人物、歷史、城池⋯⋯，或紀念塔、石碑等，也因為宗教信仰與萬物泛靈的觀念深植於庶民內心，神仙傳說遂以非自然的形式述說宇宙萬物之變。舉例而言，澎湖的員貝和鳥嶼的傳說，據傳每當夜幕低垂、萬籟俱寂之時，員貝和島嶼這兩座島嶼就會相連直到日出方分開。本來員貝和島嶼是一對戀人：後來被海盜用砲轟打而死，從此再也無法在一起。諸如此類的神仙傳說，在台灣島上不勝枚舉。又例如台東市成功鎮原住民的施龜彌映、北投小坪頂，以及彰化縣埔鹽鄉打廉村等，皆充滿民間傳說濃厚的迷人色彩。 康培德探时並畢例《劍橋英格蘭地名字典》裡的地名字根與地名起源的脣齒依附之關係，他說：「這些地名分布圖，係結合了歷史學、地理學以及語言學等不同學科旨趣。」以及：「雖然地理學者在從事地名研究時，一般多將地名視為文化產物（culture artifacts）產物 ，……透過地名作為線索，讓我們掌握老聚落的位置、特定人群遷移的方向與年代、地方的原始植物相、當地人的環境視覺、民俗文化的地理分佈範圍、甚至是政治意識的變化等。」 學者洪敏麟也述及：「台灣島上從過去到現在，至少有七大類的不同語言的人棲息，或稱原著稱他來，或是移民，或是殖民，各依其需要，以各自的語言來命名指標空間的自然物形貌。」 台灣島嶼歷史的厚度與時間的縱深，儘管只積累數百之年，然而，我們怎能不為這些大小地名的變化而感動？這是台灣土地上土生士長的人們共同擁有的記憶，以及奮力生活所留下的重要印記。自這些錯綜的老地名裡，我們可以抽絲剝繭出台灣地理與人文的歷史演化，以及前人走過的深淺足跡。這也是我們認識家鄉的方式之一，因為這些可能被忽略而視之無足輕重的老地名，事實上卻是與我們最親近的共生者，它們與土地相互依附存在，標註著庶民的生活氣味與傳承密碼。走訪過部落與城鄉，不論是在場或不在場的人，每一個在地人都是家鄉土地最佳的說書人，大家都認真地活出自己的時代。他們道出對台灣最樸素與真實的情感，這也是老地名最令人動容的人文幅員無垠與遼闊的延伸。 ——摘自莊文松《圖解台灣老地名》

自踏入歷史學院以來，我就一直以流行歌曲為研究主題，開始是認識歌壇幕前幕後的前輩，接著認識文史專家，又接觸唱片蒐藏家，受到各界的照顧與分享，漸漸的，來往許多文學、音樂、歷史學領域的前輩學友，相互切磋、交流日繁，同在流行歌研究的路上，研究同仁間每有交換心得的機會，發現大家普遍的困擾，往往是資料的來源問題。 流行歌的史料多集中在唱片、歌本，還有歌壇人士的個人資料，幾乎沒有一樣是在既有的圖書館收存，出版復刻發表的唱片資料也尚零星，要進行較大範圍的研究，往往得仰賴蒐藏家，或各方大德的前行研究。幸而我們生在網路的時代，在網路上可以蒐集影音資料，或在二手網拍市場找東西，零碎蒐集資料、硬碟裝得一個又一個，似乎有點心得而下手撰述了一番，卻總是感到缺乏關鍵的那一塊拼圖。 關於這樣的困局，我個人特別有感，撰寫博士論文期間，還屢屢做起「發現新唱片」的噩夢。愛聽老歌的我，怎麼會害怕發現新唱片呢？當你拼湊零碎的史料，好不容易洋洋灑灑論述一大篇，突有新的關鍵史料冒出來顛覆你的論點，那會是多可怕的事啊！幸得幾位不藏私的蒐藏家挹注分享，便在網路上搜尋線索、追本溯源，在龐大的資料堆裡反覆整理，不斷想找到關鍵史料，卻又害怕出乎意料的資料出現。 這樣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噩夢，一直到博士論文發表後，才逐漸祛除，這些年來，工作與研究進入不同的階段，心態上也有了新的體悟。由於較廣泛地掌握聲音史料，加上在博物館工作的關係，密切接觸各類聲音文獻與唱片，更必須直接面對聽眾與社會大眾，在從事內容解析與分享的工作上，我不再去綜整總體的流行音樂的歷史，而是從聽到的線索，點滴撿拾、拼湊成短時間內可以說得完的故事。 在前述過程中，受到各界期刊主編的抬愛，常有各式文章的發表，這些故事固然簡短，從中卻能發現許多新的理路。依憑文青主編的激勵，終於有機會將這些歌曲故事文章彙整成書。在初步彙整後，再就先前以學術論文撰述的幾個關鍵的歌曲故事，抽出來改寫簡化，完成數篇新文。這些歌的故事，整體再以歌唱的年代來排序，是為《流行歌年代記》。 翻唱的意義 本書彙整與改寫的過程，其實也撿拾重整個人過往的思考與累積，逐漸歸結的結果，漸漸浮現一個核心的關鍵詞：翻唱。 蔣渭水、謝星樓翻唱日本軍歌和儀式歌，鹽埕區長翻唱業佃宣傳歌，古倫美亞開業時翻唱中國與日本的民謠歌曲，二戰後有人翻唱電影主題曲，文夏翻唱日文歌等等。 以往我們總是說，創作新歌是流行歌曲發展的主力，本書這些歌的故事告訴大家—翻唱歌曲，也時常是臺灣流行音樂發展的關鍵力量，不但長久一直是暗流，有時甚至成為主流。 翻唱後衷於原味的很多，變得不正經、而成為「歪歌」的也很多，也有隨著時局變動而豬羊變色，由紅翻黑、由邪翻正的情況，都會發生。這些過往的歌謠故事並非史跡斑斑，都得更廣泛的文獻與聽覺拼湊，才能發覺。 關於翻唱歌曲，說來也是人的本能，特別是臺灣歌唱文化本就喜好倚聲託詞，創作與演出者投入、累積，自然成為臺灣人在聽覺記憶裡摸索、對話的故事，最有趣的是，無聲的聽眾觀眾們，有時也會冒出來表現支持—用購買唱片、傳唱與再創作，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說到這些翻唱的歌，有人帶著批評的口吻說是混血歌，或質疑是破壞原創、不尊重著作權，用學術口吻分析，可以說是殖民現代性、後殖民、準全球化、文化工業等等，不管怎麼樣的理論、說法，好聽的歌、精彩的故事，就是這麼穿透人心，甚至可以改變我們聽覺的角度。 所以說，你如果想從這本書，來了解總體流行音樂或流行歌曲的歷史，那你恐怕會失望。但如果要理解臺灣流行音樂的歷史，卻不知道本書這些歌曲的故事，說來也會不夠透徹、不夠完整。 臺灣人總在既有的歌曲之上，透過歌詞的改編、唱腔的調整、音樂的表現，重新演繹，用來宣揚自己的立場、抒發自己的情感，甚至發展成本土的歌唱天地。 這樣的歷程，遠看似乎有點詭譎、矛盾、混搭，卻顯現出臺灣人正向溫暖、包容開放的態度。 這些曾經穿透族群、打破語言隔閡的臺灣歌，如能經由這些文章的傳閱，讓他們再多讓人知道，甚至能再傳唱、再乘載一點人們的夢想與希望，真是研究發表之間，無上的功德了。 黃裕元 於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