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看了金馬展獲多項大獎的《大濛》。 走出電影院時，我仍舊感到胸口鬱悶，久久難以忘懷，著實是今年度難得如此觸動我的好片。雖然片中確實有些場景稍顯棚內感，但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瑕疵——更多的，是我對劇情與時空背景的感觸。 尤其是姐姐講述小水滴不同版本的結局時，我的淚水幾乎潰堤。在情緒的最高點猝不及防，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看完，著實狼狽。 — 《大濛》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回到民國四十年代，那個政治緊縮、家家戶戶彼此提防的年代。大濛，音近台語「罩雺」，霧。片名像是一層被刻意拉起的薄紗，遮住視線，也遮住那個時代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 故事從十五歲的嘉義少女阿月出發，聽聞哥哥被槍決，決定去尋找離家的姊姊阿霞，一起去認屍。旅途上，他們遇見車伕趙公道，而故事也在他們的相遇間慢慢展開。 雲霧意象不斷回返：遮蔽、迷航，也像是台灣在那十年間共同背負的白色濃霧。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被某種重量壓著——但那重量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催促。催促我們回頭去看那些被霧擋住的故事，去理解那些無法被說出口的恐懼、那些在沉默之中被扭曲的命運。也因此，我想在這個時刻打開《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 白色恐怖的書寫，常常讓人誤以為只屬於歷史或政治。 但《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找回的是另一種可能——用文學，將記憶拉回到「人」上。 主編胡淑雯與童偉格並不局限「白色恐怖」的狹義定義，而是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編成四卷、跨越七十年的小說光譜。這些作品在戒嚴體制逐步建立、變形、鬆動的漫長過程中，像一個接一個亮起的燭火，照出不同世代的創作如何回應那段暗潮洶湧的年代。 吳乃德曾說，轉型正義走到第二階段後，歷史的詮釋往往落入政治角力；而文學與藝術，或許能開啟第三階段——讓歷史回到人的身上，而不是執著於立場上。 從郭松棻〈月印〉裡初始的戰後震盪，到舞鶴、苦苓、平路等人對國家機器如何滲入日常的描摹；從朱天心、黃凡等人的回望，到賴香吟〈暮色將至〉中細緻而壓抑的餘震。每一篇都不是單純還原，而是一次次逼近記憶現場——在史料缺口裡，用虛構補出真實。 也許這正是白色恐怖書寫最珍貴的地方： 歷史不只被紀錄，也被感受。 — 「有兩個小水滴，叫做阿水和阿迷；阿水先變成雲，叫阿迷快點跟上。 阿水後來變成彩霞，成了一道美麗風景； 阿迷好不容易飄上天，卻沒能變成雲，只變成一片什麼也看不清的大濛。 兩滴水分開了，一個下在太平洋、一個散成看不見邊界的霧。」 ——《大濛》 我想，霧散了，仍會看見陽光。 書封來源：博客來

我們常說，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可這句話有多沉重？它背後其實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無數人漂泊、犧牲、甚至無法再返鄉的現實。資深新聞工作者盧世祥的新書《純情的台灣人—台美人：人在美利堅、心在美麗島》，寫下這段我們常常遺忘的歷史：至少七十萬台美人，長年在異鄉以自己的方式守護台灣。 他們有的投身學術，有的奔走國會，有的在組織中默默耕耘；有人以智謀突破黨國監控，有人以勇氣承受恐嚇與黑名單的代價，甚至有人以生命成全理想。 — 書裡有我們熟悉的名字：黃文雄的「四二六刺蔣案」、陳文成以身殉道；也有無名的影子，他們化名、隱姓，在海外報刊、遊說、籌款與文化推廣裡，為台灣留下一道道隱而不顯卻不可抹去的痕跡。 這些故事，既是歷史的空白補遺，也是台灣民主的另一種見證。盧世祥把「純情」二字放在書名裡，意思不是天真，而是奉獻、犧牲、不求回報。這群台美人跨洋愛鄉，將青春抵押給時代，把孤獨與流亡轉化為一種堅持。他們有人沒能見父親最後一面，有人在也無法回到故土，卻在更廣大的國際舞台上，為台灣打下了一條血與淚的通道。 《純情的台灣人》不只是一本歷史紀錄，而像是一封跨世代的情書。 它寫給台灣社會，提醒我們今天的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恩賜，而是前人用青春與信念換來的結果。當年他們對抗的，是獨裁、監控與打壓；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另一種威權與挑戰。讀這本書，你會感受到一種深切的呼喚：我們不能讓這段歷史被遺忘，因為遺忘就是最殘忍的背叛。 — 如果說，台灣是一片因犧牲而誕生的島嶼，那麼這本《純情的台灣人》就是為那些漂泊靈魂立下的碑。 它不是要讓我們悲傷，而是要我們記住：自由，是必須不斷守護的名字。 書封來源：博客來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樣的人，會在明知會被捕的那一刻，選擇留下？ 黎智英就是那個人。 你可能聽過黎智英的名字，也可能對他持有複雜的印象。 他是在時代劇烈轉折時，總會站上風口浪尖的人——從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到顛覆港台新聞秩序的媒體人，再到中國政府眼中最危險的政治犯。 他是億萬富翁、媒體大亨、企業奇才，有足夠的資源與身份離開，也曾經被許多國家邀請庇護。但他最後選擇留下來，站在香港街頭，和年輕人一起撐傘、一起高喊自由。他說：「我不能讓他們失望。」 留下來，走上街頭，然後走進牢房——那些他本可以不做的選擇，才是這本書真正想讓你看見的核心。 — ▌從創業傳奇到政治犯──一個時代裡最不服從的人 黎智英的故事很多人以為知道： 從童工做到快時尚品牌「佐丹奴」的創辦人，再到一手打造《壹週刊》《蘋果日報》，以挑釁與揭露的風格打破港台新聞的遊戲規則。他曾讓媒體回到公共議題的前線，也因為說得太多、太直白，被中國視為眼中釘。但這本《黎智英傳》寫的不是傳奇，是代價。書中鉅細靡遺地記錄他如何從一個投資人變成抗爭者，如何從創業者成為體制的對手，又如何在國安法通過後，一步步走向牢籠。在那裡，他每天摺信封，每月工資只有25美元。他開始寫日記、畫畫、祈禱——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記住自己為什麼還要活著。 — ▌深度對照——我們可以選擇什麼？ 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什麼叫做「選擇」。黎智英不是非留不可的人，但他選擇不走。 他不是非說不可的人，但他選擇繼續說。 他本來可以是香港資本主義的象徵，卻最後成了香港民主的象徵。而他的轉變，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立體的香港：從媒體到街頭，從言論自由到信仰壓迫，那些我們在新聞裡看到的混亂，背後其實有非常清晰的脈絡與警訊。 當一個人開始因為說出想法而被監禁，這就不只是他的故事，而是整個時代的警報。 — ▌台灣也在書裡──那些我們曾經疑惑過的問題 這本書對台灣讀者來說，還有另一層特殊意義。書中完整揭露黎智英創辦台灣《蘋果日報》的歷程，包含他如何評估市場、怎麼決定要留下來、又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選擇抽身。 他曾說：「我想成為台灣人。」但最後沒有留下。這個說法曾引起許多臆測與批評，而《黎智英傳》用非常誠實的筆法，還原了他對台灣的情感與失落。包括他如何看待媒體在台灣被消費化的困境，也讓人重新省思：我們曾經擁有過什麼？又錯過了什麼？ — ▌我們都沒有他那麼勇敢 這本自傳不是講述一個完人的故事。黎智英的性格有瑕疵，他的媒體方式飽受爭議，他的財富也曾讓人質疑。但越是這樣，你越能看清，他最後的選擇是多麼困難。他不是因為沒有得選才留下，而是他明知道有其他路，卻還是站在最危險的位置上。 書中有一段我一直記著——他在獄中寫信說：「身體被囚，靈魂卻可以是自由的。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自由不是在風平浪靜時才有意義，而是在暴風之中，還有人願意守著它，不讓它被吹走。 — 如果今天，你說一句話就可能被關，那你還願意說嗎？我們不一定要像他一樣成為第一個站出來的人，但至少，我們可以從讀這本書開始，試著不要轉身離開。自由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需要有人願意為它受苦。黎智英做了他的選擇，而這本書，是我們理解那個選擇的開始。 書封來源：博客來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今天是「世界新聞自由日」，我們談論的是言論權利、資訊透明、知的自由。 但如果有一天，你所處的世界裡「沒有人痛苦」，也「沒有人質疑」，那還需要自由嗎？ 這正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所提出的震撼命題： 在一個所有人都被「設計」為快樂的世界裡，自由與真相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小說背景設定於西元2540年，嬰兒從瓶中出生、階級從胚胎時期就注定，性愛被規訓、親情成為禁語，「酥麻」這類藥物能瞬間抹除焦慮與不安。 人人都被睡眠教育植入「消費是美德」、「縫補不如買新的」，而資訊、藝術與思想的自由——被美其名曰「為了穩定」而全數封鎖。這不是殘暴高壓的極權社會，也不是監視無孔不入的警察國家。 它更像一種「溫柔的極權」，以幸福為名，讓人民自願不去思考、不去懷疑。赫胥黎所刻畫的，正是「快樂的不自由」。 ▌ 從反烏托邦看新聞自由的隱形危機比起《一九八四》的高壓監控，《美麗新世界》更像是新聞自由在娛樂至上的時代裡，被無聲溺斃的寫照。 沒有思想審查，卻也沒有人想閱讀報導；沒有打壓記者，因為社會早就不需要記者。 當「想知道真相的慾望」被拔除，是否就是最可怕的控制？ 在這部小說中，每個人都「快樂地」被安排好命運，不需要新聞，也不再相信世界有什麼好值得追問——而這，正是自由消失最隱蔽的一種面貌。 對照今日的現實，我們是否也活在過度資訊與感官娛樂堆疊的時代中？被碎片化的資訊麻痺、漸漸失去對真相的渴望與判斷力？赫胥黎的預言或許正在發生，而我們甚至未曾察覺。 在這個資訊看似透明卻虛假叢生的時代，《美麗新世界》不是對未來的恐嚇，而是對當下的警醒。 圖片來源：采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