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犛牛日和》的序言中見到了《馴羊記》的名字，我特地循著這份閱讀步跡，將這本久仰大名的作品提上日程。然而，在溯源李崇瑜於 2021 年撰寫的書評時，一段文字卻讓我久久難以釋懷：
「徐振輔在開頭寫到因盤查而被沒收幾本書的段落，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即使我不是踏進西藏自治區，每次抵達西寧機場也都被盤查行李。從十年前象徵性地看看，到後來逐本翻查……依稀記得 2016 年為止，我還每年幫朋友偷渡幾本禁書進藏。隔年，我連隨身攜帶的日文版《第二性》都被搜出，質問了十數分鐘才被放行。」
那一刻我猛然意識到，我對西藏的想像，竟一直帶著某種過於奢侈的浪漫濾鏡。
我對西藏的初認識，始於童年讀過的動物文學《藏獒》。在那部史詩般的作品裡，藏獒捍衛草原與靈魂，牧民與喇嘛則為守護生命燃盡心力。那種悲壯讓人產生錯覺，誤以為只要信仰足夠純粹、犧牲足夠堅忍，就能撐過歷史的重擊。
往後，這片土地在我心中生了根，我也開始學著在「西藏」與支持者口中的「圖博」（Tibet）之間，辨識那層關於命名權與民族主權的幽微標記。
而《犛牛日和：我的安多之旅與藏人朋友》這本書，正是在這道語言縫隙與現實斷層之中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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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崇瑜橫跨七年的行旅與田野，走進的不是符號化的「香格里拉」，而是東部藏區安多的日常生活。
他遇見的藏人不再是遠方的幻影，而是有血有肉的朋友：有一起留學日本的同窗、熱愛賽馬的牧民、在影印店暗處尋覓禁書的讀者；還有塞滿肉的凍櫃、在挖蟲草與松茸經濟中浮沉的青年，以及那些「只會吃跟睡」的藏族男人。
書裡沒有宏大的政治宣示，卻有無數曖昧且複雜的真實。
李崇瑜寫得很直白：西藏長期被夾在「中國國族」與「西方人權」兩種大敘事之間，不是被塑造成「被解放的少數民族」，就是「被壓迫的苦難民族」。但在當地的空氣裡，他感受到的卻是與這兩者皆有距離、卻又帶著微妙親近感的現實。
這種「親近感」，來自於書中那些看似瑣碎卻極其鮮活的生活細節。
你會驚訝於藏人對「書本」的敬重（絕不落地），對「野餐」的執著（打仗也要去野餐）；你會發現世界上叫「丹增」的人，可能比台灣的「怡君」還多；甚至連停課，理由都可能是為了全村上山挖蟲草。
但在這些日常幽默的背面，監控的陰影無處不在。
書中看見了疫情時代下，連犛牛比人多的村落都設有檢查哨，以防疫之名行監控之實，那種凝重的氣氛，讀來竟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空氣如此相似。李崇瑜回憶，2019 年最後一次進藏時，連家中的老黨員爸爸都開始小聲批評領導人。
那一瞬間，他聯想到了台灣：全民拚經濟，但政治歸政治，「讀懂空氣」成了求生必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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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童年讀到的西藏，是一個被史詩與信仰照亮的舞台；那麼《犛牛日和》帶我走進的，則是一個被監控、經濟與日常無奈交織的現場。
這不是一本讓你對西藏感到「更憤怒」或「更同情」的書，相反地，它會讓你變得遲疑。它拆解了那些廉價的浪漫，迫使我們直視：在夾縫中前行的人們，如何用酥油茶、袖中交涉與冷幽默，在殘酷的政治現實中活出韌性。
書封來源：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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